楊慶祥

　　《江南》雜志在中國當代文學地方性寫作勃發(fā)之際，以大篇幅來倡導“新浙派”寫作，我覺得是一件既有文學責任感也有文學史意識的事情。就前者來說，一家文學雜志不僅僅是承擔發(fā)表的功能，同時也應該有一種文學倡導和規(guī)劃的能力，實際上，這種倡導和規(guī)劃的能力越強，雜志的風格就越鮮明，雜志的凝聚力就越強大，雜志的輻射力也就越廣泛。在現代文學史上，《新青年》《小說月報》《新月》等雜志無不以其倡導的思想、流派而著名，當代文學場域中，因為環(huán)境的變化，同人性質的雜志幾乎消失不見，但即使各級作協(xié)主辦的雜志，也在不斷地生產甚至“定制”話題，如新寫實小說、新歷史主義、非虛構寫作等等。2023年《江南》雜志社聯(lián)合中國人民大學文藝評論基地、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在杭州召開了“新浙派”寫作的研討會，與會的各位作家、批評家對這一概念的提出、命名和內涵做出了很多富有建設性的討論。我在發(fā)言中提到可以將這次“新浙派”的會議與1985年討論尋根文學的“杭州會議”比對解讀，我當時并沒有展開論述，僅僅是一時偶感而發(fā)。這次借《江南》約稿之機，就此稍微展開，同時也由此延伸談論“新浙派”寫作以及當下熱議的地方性寫作的幾個問題。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杭州會議”促成了“尋根文學”的寫作潮流，現在還是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研究案例，我的博士生韓欣桐的博士學位論文《80年代尋根文學“地方性”研究》討論的就是這個話題。她通過“地方性”切入“尋根文學”的現場，詳細論述了“尋根文學”思潮與延安文學、西方現代派文學、中國當代語境中的少數民族文學之間的復雜糾纏，我認為這是近幾年對“尋根文學”最深入的一篇研究論文，同時也呼應了當下地方性寫作的思潮。限于篇幅，我這里不展開對韓欣桐論文的復述引用，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查閱她的博士論文以及相關研究。在我看來，“尋根文學”的提出實際上有兩個問題意識，第一個問題意識是以傳統(tǒng)去應對西方，即通過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征用，抵抗“五四”以來強大的西方理論話語。第二個是以邊緣去應對中心，通過對相對邊緣的地方的書寫，來偏離當代強大的現實主義書寫傳統(tǒng)。無論在后續(xù)的發(fā)展中“尋根文學”是否完成了其理論預設，但因為有了這兩個鮮明的問題意識，“尋根文學”變成了當代文學乃至當代思想中的一個原問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以不同的話語形式獲得新的發(fā)展，傳統(tǒng)和地方也因此扭結在一起，構成了當代文學寫作的問題母機。如果沿這條思路，我們也許可以稍微管窺“新浙派”寫作內涵著的問題意識和理論預構。

　　“新浙派”寫作的第一個問題意識在于對文學自主性的強調。文學自主性似乎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但在實際的文學生產機制中卻往往被忽略。就中國現代漢語寫作來說，占據主流的生產機制一直是“文學—社會學”導向，也就是文學的主題基本上被社會問題主導，以外在于文學的標準來對文學進行規(guī)劃。我們可以簡單溯源一下現代漢語寫作史，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革命文學”、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抗戰(zhàn)文學”、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孤島文學”，一直到后來的“十七年文學”以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社會問題構成了文學寫作的基本議題設置，文學成為了社會學的附著和延伸，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現代派寫作試圖校正這種傾向，所以才有了“回到文學自身”和“向內轉”的吁求，但與強大的“社會問題”傳統(tǒng)相比，這樣的呼吁和實踐其實相對微弱。即使在經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審美解放的思潮洗禮之后的二十一世紀，現代漢語寫作的這一邏輯慣性依然保持著強大的勢能，雖然“社會問題”不再像以前那么具體了，但實際上又以一種變形的方式塑造著當下的文學話語機制和實踐機制。比如晚近這些年文學批評界流行的“代際話語”，以生理年齡來對作家的寫作進行劃分闡釋，70后作家、80后作家、90后作家成為使用頻率最高的文學用詞，代際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學概念，它被文學挪用，隱含了一種基于社會學而非文學的判斷：不同的代際代表了不同的社會集群，而不同的社會集群決定了文學的趣味和價值。

　　這兩年開始有了一個特別大的變化，一些批評家、作家和編輯試圖借助地域/地方對文學進行命名和審視，前面有“新東北”寫作、“新南方”寫作，緊隨其后的有“新浙派”寫作、“新北京作家群”寫作等等——我私下里跟朋友們聊天，戲言一種文學的“割據時代”要來臨了，當然這里的“割據”帶有一點自我解構的意味——表面上看好像是以地域/地方來命名，內在是試圖以作品的風格、作家的風格、主題和書寫的獨特性/獨創(chuàng)性來對文學進行規(guī)劃。這樣一種規(guī)劃和命名，是文學自身對自身的規(guī)劃和命名。這意味著現代漢語寫作的規(guī)劃和實踐正在發(fā)生著重要的轉向，如果這些問題被持續(xù)討論和擴散，會對當下寫作產生很重要的影響。

　　與此相關的第二個問題意識也伴隨而生。與“新東北寫作”“新南方寫作”相比，“新浙派”寫作基本上是以一個具體的行政區(qū)劃為地方性張目，那么它就尤其要注意其理論建構中的兩組關系，一是“央地關系”，二是“地方性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文學作為政治實踐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地方性文學”實際上被“改造”為國家文學的附屬和延伸，地方不過是中央的一種延伸。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走向諾貝爾”式的文化心態(tài)和文學情結則建構了另一中心，那就是以歐美文學為典范的“世界文學”，現代漢語寫作被視作為外在于“世界文學”并努力加入“世界文學”的一個文學學徒式的過程。“新浙派”寫作雖然以行政區(qū)劃為其命名，但并非要再現“央地關系”和“地方—世界”結構，反而是要試圖超越內部和外部的雙重依附，以此來推進現代漢語寫作的多元性和自主性。

　　基于上述的問題意識和理論設置，我覺得“新浙派”寫作作為一種文學的提案，也許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去展開其后續(xù)工作。首先是梳理“新浙派”寫作的文學/文化傳統(tǒng)。“新南方”寫作的傳統(tǒng)可以追溯至中國歷史上的“南北文學”之分；“新東北寫作”與現代文學史上的“東北作家群”遙相呼應。“新浙派”寫作從文化傳統(tǒng)上至少可以追溯到“浙東學派”，由黃宗羲而至章學誠、章太炎，“浙東學派”對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從文學傳統(tǒng)上看，以魯迅、周作人、茅盾、郁達夫、林斤瀾等人為代表的浙籍作家構成了現代漢語寫作中極其重要的浙派譜系。他們的寫作既開創(chuàng)引領著時代的潮流，同時又和流行風潮保持著一種“偏離”，這使得現代文學史上的“浙籍作家”總是有一種“異質性”，魯迅的“仿佛內心里總有鬼似的”的懷疑和反思精神，茅盾在歷史洪流中的頹廢和絕望，郁達夫在新舊之間的放蕩和縱情，等等。對“新浙派”寫作來說，如何從流行的文學史觀念中將這些作家的異質性予以創(chuàng)造性繼承并轉化，這是非常重要的課題。第二，對目前活躍的已經有一定影響力的“新浙派”作家進行深入研究。21世紀以來，浙江涌現了一批有創(chuàng)造力的作家和詩人，如麥家、艾偉、鐘求是、榮榮、黃詠梅、哲貴、朱濤、吳玄、海飛、張玲玲、張忌、畀愚、趙挺、雷默、楊怡芬、張翎、柳營、陳河等，這些作家的作品大部分都與浙江這一地域的文化傳統(tǒng)和當下現實之間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比如鐘求是作品中的溫州小鎮(zhèn)“昆城”，哲貴作品中的“信河街”，海飛最近的古諜系列中的錢塘，張忌筆下的南貨店；即使是身在海外的陳河和張翎，他們的書寫也回歸并落實到與浙江相關的物質和文化。在這樣的主題和環(huán)境的選擇中，一種“新浙派”寫作的風格呼之欲出。在“新浙派”寫作這個命名提出之前，這些作家作品當然也得到了關注和研究，但以我個人的觀感而言，浙江作家的寫作成就與他們得到的深度研究之間不成正比，這個中當然有種種的原因，但缺乏新的方法論和理論視野可能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新浙派”寫作恰恰就提供了一種新的觀察和研究的視野，命名都帶有一定的方法論性質，以此為方法論，作品的地方特色，作家的文化修養(yǎng)，作家對文體、對語言尤其是方言的實驗，會得到更多的重視和彰顯。當然，“新浙派”寫作并非指向一種統(tǒng)一的風格，而是在個性中尋找共性，同時又在共性中凸顯個性，每一個獨具風格的作家作品構成了“新浙派”寫作的風景畫廊。第三，發(fā)揮“新浙派”寫作召喚機制的功能。這一功能有多重的面向，對“新浙派”寫作來說，對文化歷史傳統(tǒng)的繼承和對當下寫作的研究歸類都屬于這一功能范疇。但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一個功能是對青年作家的召喚。最近幾年，大量的青年寫作者涌入到寫作的現場，很多青年作家的寫作一開始都是帶有一些“自動性質”的，書寫自己的經驗和感悟，抒發(fā)即時性的情感和意見，這樣的寫作往往不能夠持續(xù)。新南方、新東北、新北京、新浙派等命名的出現，給這些青年作家的寫作提供了一個相對清晰的鏡子，他們可以借助這一理論之鏡反觀自己的寫作，并從中找到自己可以汲取的資源和營養(yǎng)，當然，同時也可以規(guī)避一些陷阱和風險。新南方、新東北和新北京的命名下面已經聚集了一大批青年寫作者，他們有意識地將地方性帶進自己的寫作里面，從而延續(xù)傳統(tǒng)，塑造風格。“新浙派”寫作同樣也需要做類似的工作，這就要求“新浙派”寫作的命名者們不能僅僅局限于提出口號，而是要踏踏實實地進行理論闡釋建構、作家作品研究、推舉新人新作等等，這樣才能更好地發(fā)揮其效用。

　　總之，“新浙派”寫作是同時兼具歷史感、當下感和未來感的一份即時的文學提案，它可以作為歷史研究的新路徑，由此重新上溯從魯迅以來的現代文學傳統(tǒng)，甚至追溯更遙遠的思想資源和文化血脈，發(fā)現被流行意識形態(tài)和文學史建制遮蔽的“異史”。同時它也聚焦于當下正在行進中的寫作，對其進行新的審視和提煉，鍛造獨屬于“新浙派”寫作的美學風格和價值指向。最后，它也是召喚和聚集，更多的寫作者，尤其是與浙江這一地域有關的寫作者，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來對之進行回應。當然，任何的命名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歸類、收納和重新編目的傾向，這一傾向也會導致遮蔽、以偏概全等等問題，但歷史的生成從來都不會完美無缺。對于“新浙派”寫作來說，目前還剛剛展開其理論和實踐的旅程，只有更多的作家、批評家、理論家加入進來，展開真誠的對話和論述，這一命名才能夠一步步得到發(fā)展和豐富。我的這篇小文也不過是表達一些并不成熟的想法，權當是拋磚引玉吧。

　　【責任編輯　傅煒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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