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華

　　實事求是地說，我不具備評價《史記今讀》的能力。一是對《史記》只是泛泛地讀過，粗淺地了解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而已。僅八書的各種典章制度等，對我而言已是天書。因此，能夠評價《史記今讀》，一定要對《史記》做過研究、下過功夫的人才配得上。我之所以有勇氣對黃德海的這部大作說幾句話，更多的是和當代文學有關的一些想法。因此，不過是借題發(fā)揮而已。

　　讀經典著作，無論中外，都各有各的讀法。經典的偉大也在于無論哪種讀法，都會讓你煥然一新，眼界大開，世界也重新為你敞開。那種心里的欣欣然怎樣形容都不過分。讀書人的幸福在那一刻霞光萬丈。2024年8月，黃德海出版了一部“非典型人物志”《史記今讀》。這是一部叩問和猜想“古人心思”的著作，是和“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對話的著作，是探尋司馬遷“到底是什么樣的人”、司馬遷何以成為司馬遷的著作。因此，《史記今讀》也可以看做是一部司馬遷的別傳，司馬遷的心靈史和成長史。

　　司馬遷的偉大，有諸多論述，但宋代鄭樵的《通志》總序的話最有代表性：“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后，惟有此作。”這個評價，特別酷似歌德對莎士比亞的崇敬，他在《歌德談話錄》中說過，一個劇作家一年之中讀莎士比亞的戲劇不能超過一部，否則就會被它的光芒灼傷。歌德是何等人物，但在他看來莎士比亞是永難企及的作家。在鄭樵看來，司馬遷就酷似歌德眼里的莎士比亞；也像納博科夫評價列夫·托爾斯泰，他是俄國文學史上的陽光，耀眼明亮。托爾斯泰的出現不僅僅是窗外的陽光，更是那在黑夜中綻放光芒的星星，引領著全人類尋求真理。

　　如果沿著這條贊美的思路，面對司馬遷估計黃德海的作為不會太大——還能說出什么呢。于是黃德海選擇了另外一條路徑。這條路徑的本質超越了贊美，他將自己的贊美和崇敬隱含于他的叩問和猜想中。我們只要看看他使用的關鍵詞，“黃德海的心思”便會一覽無余：“司馬氏的世系起點”“史的職守與變遷”“司馬遷的家世”“司馬遷的成長”“司馬遷的仕與師”“司馬遷的友與憂”“司馬遷的職與志”等等。這些關鍵詞表達的是對司馬遷出身、成長、交友、師承、志向等人生的外部環(huán)境和內宇宙生成的關注和探尋的真摯愿望。在我們看來，司馬遷取得的成就和對后世的影響，可談論和關注的太多，比如對敘事文學范型的建立、史傳傳統(tǒng)的確立，對歷史講述方式的實踐、對人物評價的尺度、對情義的推崇等，即便是《報任安書》中表露的與個人有關的信息，也足以站在當代的視角做一大篇文章。而黃德海選擇的恰恰是另外一些內容。

　　書的開篇是《從絕地天通到時序天地——巫，或司馬遷的世系起點》。這是對司馬遷世系的考據，是一篇非常專業(yè)的文章。文中引用了《太史公自序》的開頭，由此確立了司馬遷家族世系的起點。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或者說是一個很難說清楚的問題。黃德海的結論是，把顓頊列為開端，“這個選擇并非由于血緣，而是處于文化決斷，從一個具體的事開始，就此把家族的傳承表示出來，以此作為自己驕傲和發(fā)憤的起點”。這個說法，特別酷似屈原的“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世系的顯赫在古代社會非常重要，因為它意味著等級也意味著權力關系。世系意味著權力也就和巫建立了關系。巫是一種絕對的力量，它最終也體現在巫身上。如果用弗雷澤《金枝》的話說：“在早期社會，國王通常既是祭司又是巫師。確實，他經常被人們想象為精通某種技法，并以此獲得權力。”而國王身上的神性并非是一種修辭，而是一種堅定的信仰。黃德海用弗雷澤的理論進一步闡發(fā)巫和權力的關系，就是古今對話的典型方式。李澤厚在一次演講中說：為什么說巫本是占據大傳統(tǒng)的核心地位呢？從甲骨文可見，巫與帝常常聯系在一起，帝巫。巫在當時，不是我們現在講的巫婆，當時最有權勢的人才是巫。考古學家，從陳夢家到不久前去世的張光直教授，他們的研究結果都表明王是首巫，最重要的巫，最大的巫。這一點黃德海和李澤厚的結論是一致的。

　　在講述司馬遷個人性格形成的過程中，黃德海發(fā)現了幾個關鍵詞：這就是壯游、師友和發(fā)憤。所謂壯游，就是行萬里路，游歷名山大川，遍訪天下名士。司馬遷壯游的經歷，歷來被稱頌不絕，黃德海在蘇轍的《上韓太尉書》中看到：“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豈嘗執(zhí)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壯游改變了司馬遷，不只是行文修辭，更重要的是其氣象和格局；司馬遷的個人交往史大多為世家，就是那些舊時門第高貴，并且能夠世代相傳的人家。其次，《史記》中的世家部分，專門記載了諸侯的事跡，后來這種體例也被其他史書采用。此外，世家還可以指代那些世代貴顯的家族或大家。在某些情況下，世家也可能特指以某種專業(yè)世代相承的家族。因此，司馬遷的交往可以說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朋”。這個“朋”不是來喝酒，不是來閑聊的，他是來討論禮、樂、詩、書學問，討論問題的。因此這一段落將其命名為“學而篇”。司馬遷交往過的杰出的師輩，有唐都、孔安國和董仲舒。“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唐都的天官之學是司馬家的世守；孔安國是孔子的十一代孫，經學家；董仲舒是漢代大儒，《公羊學》的頂流。與這等至圣先師學習，其眼界視野、學識見識以及形成的胸懷抱負等是可以想象的。司馬遷與同輩的交往還有諸多時賢，他們多為世家出身或有功名建樹。和這些人的交往，對司馬遷性格的形成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有的甚至改變了他的命運，比如李廣之孫李陵，投降匈奴，引發(fā)漢武帝震怒，“群臣皆罪陵”時，司馬遷卻敢于肯定李陵的為人，并為之陳情。但盛怒之下的漢武帝還是殘忍地“下遷腐刑”。這既是一個難以忍受的奇恥大辱，同時也極大地、不可遏制地激起了他的發(fā)憤之心。這個發(fā)憤之心最后集成為“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人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志向。

　　《史記今讀》凡十一篇，后有“再寫一遍”的“附錄”三篇。總體看來，黃德海要探尋的司馬遷是一個什么樣的人？通過他的叩問、解讀和猜想，他創(chuàng)作了一部“司馬遷別傳”，重新構建了一個司馬遷，也可以說他重新創(chuàng)造了一個司馬遷。于是，他也就成了《史記》的“心知其意”的卓越讀者。讀過《史記今讀》，因無力評價著作本身，我更多聯想到的是和當代文學有關的問題。一是在當下的學科建制中，有一個“鄙視鏈”，或者說，在文學領域內，當代文學的上游學科，普遍認為當代文學和其他文學專業(yè)比較起來，是一門沒有學問的學科。這個看法頑固而持久。這當然是對當代文學學科的缺乏理解。可以說，從事當代文學研究和教學，對所有的上游學科，未必是專家，但必須有所了解。比如古代文學、現代文學、文學理論、外國文學甚至語言學，都要有所涉獵。否則，當代文學是難以做好研究和教學的。而有的學科，可能完全不必了解當代文學就可以做得很好。一方面，我們應該承認，當代文學確實存在很多問題，這些問題有的是學科本身的問題。比如當代文學一直在發(fā)展過程中，它有諸多的不確定因素。有些問題在“當下”是沒有辦法處理的。甚至“當代文學史”的撰寫是否具有“合法性”都一直存有爭議。另一方面，是當代文學學科存在的問題。比如，當代文學和傳統(tǒng)有沒有關系，我們應該怎樣處理和古代文學傳統(tǒng)、現代文學傳統(tǒng)關系的關系？我們經常談到傳統(tǒng)。但落到實處誰也說不清楚傳統(tǒng)是什么。我記得當年王富仁先生講過，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是由中國的古代文化、現代文化以及歐美傳來的優(yōu)秀文化合流形成的文化。這個說法大體不謬。但是，我們要追問的是，現代以降的文化，是更接近古代文化還是更接近西方文化？對知識分子和精英階層而言，顯然更接近西方文化?？纯次覀冇懻摰膯栴}，使用的方法以及話語系統(tǒng)就一目了然。但是，我們需要回頭看一看的是，新文化運動以后，“德先生”“賽先生”的啟蒙話語以及現代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還有多少？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我們完全背離了文化傳統(tǒng)中的“現代部分”。就這一點來說，不要說和“五四”那一代比較，就是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相比較，我們也自愧弗如。

　　在我的印象里，1999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趙園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書甫一出版好評如潮。我不能斷定，研究現當代切近的這個群體，將自己的研究疆域向上游遷徙是否自趙園始，但趙園的確是研究范疇向上游遷徙的一個標志性的學者。與進入現代文學研究相似，趙園解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轉向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研究也屬偶然，但也像命運。將她從舊有研究的厭倦乃至“絕望”中拉出來的，是陳平原、夏曉虹夫婦的一句話：試試明清怎么樣？這一試就是近二十年。

　　“如果沒有魯迅、郁達夫等一大批人物，我不可能對現代文學那個時段有什么興趣。”趙園坦承，自己三十多年的研究中始終一致的線索是被光明俊偉的人格所吸引，“同樣，如果沒有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方以智、陳確、孫奇逢、傅山等一大批人物，我也很難在明清之際這個時段停留”。“如果一個人的‘學術史’足夠漫長，就會有不止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問題在于你是否有選擇的意愿和勇氣。”趙園這樣說，而在她的明清思想史研究出了《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論·心態(tài)——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xù)編》《易堂尋蹤》《想象與敘述》這些為知識界所熟知的著作之后，趙園又開始新的轉向，轉向當代史領域。“畫家張仃‘衰年變法’，我們的古人中就不乏敢于‘衰年變法’的勇者，”趙園說，“我還想試試自己的力量，看還能做點什么不同的東西。”（《趙園：轉向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屬偶然，但也像命運》，《南方都市報》2013年12月19日）“對于我來說，重要的問題是，找到什么樣的研究對象來激發(fā)我的熱情。那對象應當有挑戰(zhàn)性，而且有助于我的知識積累。”（《新京報》記者郭延冰：《學術不是一切——趙園訪談》，2006年04月25日）

　　趙園的學術道路和她的導師王瑤先生有異曲同工之處。王瑤先生最初的成就是研究中古文學，比如《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學思想》《中古文學風貌》等。新中國成立以后轉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出版了《中國新文學史稿》以及研究魯迅等現代文學的諸多成果，奠定了現代文學學科。這個現象說明，無論治哪種學問，學術積累和準備是最重要的。做當代文學研究的人，用謝冕先生評價洪子誠先生的話說，“就是在沒有學問的地方做出大學問”。洪子誠老師如果沒有厚積薄發(fā)的學術準備，他是不可能在沒有學問的當代做出大學問的。

　　后來我看到，在趙園的道路上批評家和作家絡繹不絕。比如李敬澤的《青鳥故事集》《詠而歸》《會飲記》到新近的《我在春秋遇見的人和神》，潘向黎的《梅邊消息：潘向黎讀古詩》，張定浩的《孟子讀法》，陳福民的《北緯四十度》，解璽璋的《隱藏的文脈——北京書院述微》，孫郁的《魯迅與國學》，一直到黃德海的《詩經消息》《史記今讀》等。這個現象，確實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者的學術地位。但是，我們不能認為現當代文學研究者不僅可以在專業(yè)領域展開人生，同時也可以從事“跨界”研究，可以邁進那些“高深”的專業(yè)領域和“學問”之地，而扭轉了當代文學從業(yè)者“忍辱負重”的局面。因此，這個現象就是當代文學研究者們的“學術起義”或“學術暴動”，或者說是一種“自我證明”。如果是這樣，我們恰恰又回到了學科“鄙視鏈”。我倒是認為，更深層或更嚴肅地說，他們研究的“古代學問”，是他們研究當代文學的一部分?；蛘哒f，他們的“古今對話”——是用當代的理論、學識、思想等，重新闡發(fā)古代學問，恰恰為“過去的經典”注入了當代性，從而激活了“過去的經典”而不至于淪為課堂知識學。這個勃勃野心已經足夠宏大。

　　另一方面，我覺得這股潮流和現象之所以特別值得關注，還因為這里隱含的信息絕不是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者、批評家率性的選擇，也不是要同那些領域研究者一決高下的意氣用事。它與我們這個時代密切相關。其實，這個現象和上世紀九十年代很多曾經激進的批評家、引領潮流的批評家不再關注當下創(chuàng)作和思想性問題，而是掉頭去寫閑適文章或“鉆研學術”并無相同之處。與上世紀九十年代將現代文學的周作人、郁達夫、梁實秋、豐子愷、梁遇春、張愛玲等人以及港臺作家的閑適散文填補文化空場大不相同，與高揚、陳寅恪、吳宓等國學大師不同。這背后隱含著另外一種意識形態(tài)。那時大談飲酒、旅游、服飾、美食、雅舍等等，百年來國家民族和科學民主啟蒙等宏大敘事逐漸退場，“從廣場到崗位”“思想淡出，學問凸顯”等概括，從一個方面表達了那個時代知識界的狀況。實事求是地說，這種狀況延續(xù)至今，甚至仍在蔓延發(fā)展。但是，我覺得連同黃德?！妒酚浗褡x》在內的“中國當代文學的古代文學研究”，不在這個范疇。這個判斷的依據不僅在于黃德海自己的言說，而且更在于他的方法論和他對問題關注的視角。他不僅要以當代視角闡發(fā)《史記》的內容和含義，更重要的是，他要探究“司馬遷是如何成為司馬遷的”？司馬遷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這樣的追問是和研究者個人的“問題意識”相關的。

　　過去，我們不大理解包括古代文學在內的古代文化，對我們治當代文學的價值。以為“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司馬遷的事。現在我們能夠理解所說的學養(yǎng)，就是沒有學科壁壘，舉目四望皆興致盎然，當代文學更需要“通古今之變”，更需要“一家之言”。“如果只讀當代作品而不讀經典，價值觀形成會首先于時代的偏見和風尚，人的思想和情感容易變得單薄，經不起復雜社會情形的檢驗。”黃德海援引愛因斯坦《論古典文學》的話說：“有的人只看看報紙，最多也不過再讀一些當代作家的書，這種人，在我看來，正像一個極端近視又不屑戴眼鏡的人。他完全依從他那個時代的偏見和風尚，因為他從來看不見也聽不到別的任何東西。一個人要是單憑自己來進行思考，而得不到別人的思想和經驗的激發(fā)，那么，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他所想到的也不會有什么價值，一定是單調無味的。”應該說，這也是黃德海一再閱讀經典作品的要義所在。近讀孫郁兄贈書《魯迅與國學》，一個深刻的印象是，他說：“年輕時錯過古代文化的學習機會，這是我們這代人的缺失。一旦了解前人知識結構和思想來源，才知道，僅就新文學的背景討論新文學家，大約是有問題的。”這里的原因孫郁說，“魯迅的智慧多半來自中國古文明的熏陶。”這個結論孫郁兄言之鑿鑿，是經過他多年研究魯迅與國學關系形成的。我們即便疑惑，但要反駁他卻感到極度為難，我對魯迅和國學的關系幾乎一無所知。孫郁早些時候也曾談到魯迅的“暗功夫”，也就是我們不曾看到的一些功夫。魯迅國學的修養(yǎng)，應該是他的“暗功夫之一種”。

　　我們知道，任何一部作品的后面都站著它的作者。如果說《史記》的后面站著司馬遷——站著黃德海建構或創(chuàng)造的司馬遷，那么，《史記今讀》的后面當然也站著黃德海。他的那些發(fā)問、他關注的司馬遷的那些方面，其實就是黃德海自己。在我看來，當代性是《史記今讀》最重要的價值。另一方面，回到黃德海叩問和猜想的問題，對每個人可以說都是“關己”的問題。從古至今，做學問的方式變了，但做人的準則和治學的目的沒有變。“發(fā)憤”和“志向”也是現代人實現理想的內驅力；而師承、交友、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耐得住性子，還是“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必由之路。因此，與其說黃德海是對司馬遷心思的叩問和猜想，毋寧說也是黃德海的一種心思、一種自我期許和自我激勵。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黃德海是值得我們期待的學者和評論家。

　　【責任編輯　李慧萍】

關注讀覽天下微信， 100萬篇深度好文， 等你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