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逸聞

　?。ū本┩鈬Z大學　北京　100089）

　　摘　要：《瓦爾登湖》常因其細膩、生動的自然書寫而聞名于世。事實上，作品在呈現(xiàn)一個雙面乃至分裂的梭羅時，還蘊含了他對生活與世界所作的深度思考。本文以德勒茲與加塔利的理論為觀照，試圖揭示梭羅追求自由、反抗壓迫的游牧思想。表面上看，梭羅的“雙重人格”驅(qū)使他在自然與社會之間搖擺不定，在科學與人文之間穿梭往來，呈現(xiàn)出一條動態(tài)生成的軌跡?？v深來看，這種看似矛盾的態(tài)度恰恰表征著“游牧民”梭羅的“精神分裂”。通過弘揚流動、差異與實踐，梭羅不斷反抗權(quán)力中心，抵制轄域，在充盈圓滿的生活中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更多的可能性。

　　關(guān)鍵詞：梭羅；《瓦爾登湖》；德勒茲與加塔利；游牧民；精神分裂

　　中圖分類號：I712.07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832-9317（2023）01-0039-04

　　DOI：10.12424/HA.2023.008　　本文鏈接：https://www.oc-press.com/HA-03-039.html

　　從1845 年7 月4 日搬入瓦爾登湖畔的小屋，到1847 年9 月6 日離開瓦爾登，梭羅在這兩年多的時間里體驗了一種別樣的生活方式，也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思想觀念。在此基礎(chǔ)上，梭羅以鮮活明快的筆觸寫成了《瓦爾登湖》，述說他那看似“隱士”般的生活經(jīng)歷。楊靖指出，《瓦爾登湖》是梭羅的一部生活智慧書，寄托了他找尋人生意義，喚醒昏睡鄰人的愿望。

　　而帕特里克·摩根則通過梳理梭羅在各種場合里對“水”的運用，發(fā)現(xiàn)梭羅將水流與性別的流動性相聯(lián)系，旨在打破那種單一片面的性別觀。值得注意的是，摩根以《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2）：千高原》（下文簡稱《千高原》）中的一句名言開篇，正文部分雖未運用德勒茲與加塔利（下文簡稱“德勒茲等人”）的理論來分析文本，但其關(guān)鍵字眼“流動性”卻與德勒茲等人的核心思想不謀而合。事實上，梭羅的諸多思想品質(zhì)與德勒茲等人的理論產(chǎn)生了高度的契合。鑒于此，本文以德勒茲等人的理論為觀照，揭示梭羅追求自由、反抗壓迫的游牧思想。表面上看，梭羅的“雙重人格”驅(qū)使他在自然與社會之間搖擺不定，在科學與人文之間穿梭往來，呈現(xiàn)出一條動態(tài)生成的軌跡?？v深來看，這種看似矛盾的態(tài)度恰恰表征著“游牧民”梭羅的“精神分裂”：在瓦爾登湖區(qū)中不斷游走，拒絕外界的管束，盡力擺脫被轄域化的命運；呼喚多元與差異，既向往多元的生活，也渴望接觸多樣的生命，從而在與他者的遭遇中親歷生成；具有極強的實踐意識，在身體力行中親近自然，提升自我，參與社會。用梭羅自己的話來說，這種“游牧生活”使他突破了“看不見的界線”，在內(nèi)心里建立了“新的、更廣大的、更自由的規(guī)律”。

　　一、“雙重人格”

　　梭羅在“寂寞”篇中坦言：“我多少有著雙重人格，因此我能夠遠遠地看自己猶如看別人一樣……我總能意識到我的一部分在從旁批評我，好像它不是我的一部分，只是一個旁觀者，并不分擔我的經(jīng)驗。”這番自白的確描繪了一個真實而又矛盾的梭羅：他一面承認自己“跟大多數(shù)人一樣喜愛交際”，一面又以“隱士”身份自居。可以說，隱居與社交的關(guān)系構(gòu)成了梭羅研究中一個復雜的命題。梭羅在解釋自己為何選擇定居瓦爾登湖畔時，一再強調(diào)自己“希望謹慎地生活”，“學得到生活要教育（他）的東西”，“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顯然，在梭羅看來，身處自然或社會不過是人棲居于大地的一種形式，他更關(guān)注生活的內(nèi)容與質(zhì)量，即生活是否充實飽滿。

　　在分析《瓦爾登湖》的“姊妹篇”《公民的不服從》時，毛亮精辟地指出，“梭羅對是參與還是退出政治的所有思考都基于‘個體生活的圓滿’這個原則。這個原則不僅對于《公民的不服從》甚為關(guān)鍵，也是梭羅全部作品中貫徹始終的基本信念。”同樣地，梭羅來往于森林內(nèi)外，其重心也始終落在“生活”上。梭羅在《瓦爾登湖》中說明自己離開森林的原因時，曾坦承自己“也許還有好幾個生命可過”，“不必把更多時間來交給這一種生命。”更重要的是，生活對梭羅而言從來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狀態(tài)，相反，梭羅在自然與社會之間的反復換位恰恰指明了一種更加靈活的生活方式。毛亮指出，梭羅深受柯勒律治的啟發(fā)，認為“文明與自然（或荒野）兩個極點所構(gòu)成的對立與緊張，卻是人能夠展開他的‘生活’以及實現(xiàn)其‘生命力’必不可少的條件。”梭羅一方面對鄰人臣服于物欲社會和美國政府的行為深感痛心，另一方面又對阿爾科特、里普利等人的烏托邦實驗大感失望。他清楚地看到，文明與自然都是生活應有的兩個維度，片面強調(diào)其中任何一極都將違背他的生活理念。因此，梭羅一面流連于瓦爾登的山水之間，一面又不時回歸社會，做“文明生活中的過客”。這種看似矛盾的生活方式恰恰是他面對生活的矛盾所做出的回應。

　　此外，如他在自然與社會間的游走那般，梭羅還試圖在科學與人文之間達成一種微妙的平衡。隨著城市觸角的延伸，鄉(xiāng)間原本錯落有序的格局被鐵軌和混凝土建筑打破，瓦爾登湖區(qū)原本寧靜的生活似乎因此一去不復還。對于熱愛自然的梭羅來說，這一切的突變無異于晴天霹靂，《瓦爾登湖》中自然少不了對科學和物質(zhì)主義的批判之聲。例如，放肆砍伐的伐木工使得人們“從此要有許多年不可能在林間的甬道上徜徉”，而“惡魔似的鐵馬”（即火車）所到之處，一

　　片狼藉，污穢不堪。

　　然而，我們并不能就此妄下結(jié)論，錯誤地認為梭羅對科學持全盤否定的態(tài)度。事實上，梭羅在文中也流露出對科學實證精神的贊美之情。他在“更高的規(guī)律”篇中說道：“我們最感興趣的是科學把人們通過實踐或本能已經(jīng)得到的知識報告出來，因為只有這才是真正的人性，或者說是人類經(jīng)驗的記述。”梭羅認為，科學是一把雙刃劍，若運用不當，則可能會導致盲目的樂觀主義和膨脹的物欲主義；但若運用得當，則能夠幫助人們很好地認識自身和世界。換言之，科學本身并無對錯，問題就在于如何運用科學。我們或許能從梭羅自身的經(jīng)歷入手來審視他對科學“愛恨交織”的情感。作為一名土地勘測員，梭羅曾做過大量田野調(diào)查，他深知細心觀察和精確計算的重要性。他還讀過許多科學著述，并撰寫過《馬薩諸塞自然史》等調(diào)查報告。無怪乎《瓦爾登湖》大量引用農(nóng)書、年鑒及博物學著作，堪稱一部自然百科全書。

　　梭羅從科學中學到的不只是細致入微的觀察方式。從很大程度上來說，科學倡導的實證精神也逐漸內(nèi)化為梭羅生活理念的一部分，指導他“謹慎地生活”。譬如，梭羅歷來推崇嚴謹?shù)乃伎寄芰?，反對主觀臆測。面對村民關(guān)于瓦爾登湖深不可測的謠言，梭羅以揶揄的口吻說道：“人們并不去探查湖底，就立刻相信它是無底之湖，這就奇怪極了。”緊接著，他便拿著工具來到瓦爾登湖進行實地測量，以準確的數(shù)據(jù)駁斥了眾人的妄談。也正是通過這種重實踐、不盲從的理念，梭羅逐漸領(lǐng)悟到了一種“浪漫的”科學。他既看到了科學使人盲目樂觀的潛在危險，也看到了科學突破體制的顛覆性力量。于是，梭羅“將科學觀察和文學表達融為一體……試圖打破17 世紀以來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壁壘，并嘗試拓寬文學的視域和題材。”在梭羅看來，文明與自然的兩極對立激發(fā)了人的生命力，而科學與人文的結(jié)合則進一步充實了生活。當他在自然與社會之間游走，在科學與人文之間往來時，他恰恰是在體驗一種飽滿充實的生活。因此，所謂的“雙重人格”其實表征著梭羅獨特的生活方式，呈現(xiàn)出一條動態(tài)生成的軌跡——用德勒茲等人的術(shù)語來說，就是開啟“游牧生活”，來一場“精神的旅行”。

　　二、“精神分裂”與“游牧民”

　　德勒茲等人的理論以肯定差異，反對同一著稱。在《千高原》中，德勒茲等人對“統(tǒng)一性與同一性（的）復歸”展開了批判，贊揚了“精神分裂者”那種“一即是多”的生成狀態(tài)，并從后者身上看到了不可遏制的欲望流與解轄域化潛能。與“精神分裂者”相呼應，德勒茲等人在第12 座“高原”中提出了一個類似的概念——“游牧民”。在德勒茲等人看來，游牧民“不擁有點、路徑、土地，盡管他們看似擁有這些”，他們是“最為卓越的被解域者”。顧名思義，游牧民馳騁在草原上，居無定所，四海為家，他們“能夠平滑地從任意一點直接通向界域之中的任意其他的點，即便界域本身有著公認的、明確的功能。”

　　就梭羅的思想品質(zhì)和生活方式而言，流動性、差異性與實踐性構(gòu)成了三個重要的維度。它們彼此呼應，共同生成了德勒茲式的“精神分裂者”或“游牧民”。正如摩根所指出的，梭羅畢生癡迷于水的“起伏與流動性”，他在多個場合里將水與其它對象（如性別）相聯(lián)系，并以水的自然之力激發(fā)人們打破成見、重塑社會的決心。正因如此，我們常在梭羅的作品中（如《河上一周》）與“水”不期而遇?！锻郀柕呛犯瞧渲械湫鸵焕?。梭羅指出，雖然瓦爾登湖與其它湖泊水系相連，但人們卻“看不見它的來龍去脈”。也就是說，瓦爾登湖呈現(xiàn)了一種生成的態(tài)勢，人們看不到它的源頭和盡頭，眼前只有生生不息的水流。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大自然的化身，瓦爾登湖所展現(xiàn)的生命力正是梭羅畢生以求的對象。在經(jīng)歷了工業(yè)的入侵后，瓦爾登湖“本身卻沒有變化，”“它永遠年輕。”這里的不變絕不能簡單理解為生命力停滯的跡象。相反，瓦爾登湖以其驚人的調(diào)節(jié)能力保持了一種動態(tài)的平衡，讓梭羅真切地領(lǐng)悟到流動帶來的生機。因此，瓦爾登湖（自然）既是梭羅的棲居之地，讓他遠離城市的喧囂，同時也為他提供了思考的空間，讓他在瞬息萬變的生活中發(fā)現(xiàn)更多的可能性。我們看到，當伐木工在機械式地重復由點到點式的僵化生活時，梭羅已然領(lǐng)悟到了生命的真諦：通過在社會與自然間游走，在科學與人文間達成平衡，他決定做一個逍遙自在但不失社會關(guān)懷的游牧民，以“精神分裂”的姿態(tài)拒絕外界的管束。

　　對梭羅而言，差異性與流動性彼此相依，相輔相成，兩者的大敵都是那試圖裹挾一切，吞沒獨立個體的權(quán)力中心。梭羅對此有切膚之痛：家鄉(xiāng)馬薩諸塞州對《追捕逃亡奴隸法》的容忍，同胞對美墨戰(zhàn)爭的默許，都讓他看到了美國民眾鐵板一塊、被動麻木的可怕。他在《公民的不服從》中說道：“當權(quán)力一旦落入人民手中，多數(shù)人的意志得以長期成為統(tǒng)治意志的最現(xiàn)實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在力量上最強大。”為此，他提出要回歸個人良知，從微觀層面瓦解權(quán)力中心。在瓦爾登湖蟄居之際，有人曾提出要效仿梭羅的生活，但梭羅卻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并且“每一個人都能謹慎地找出并堅持他自己的合適方式。”而他最后離開瓦爾登湖也是不想把有限的生命只“交給這一種生命”。結(jié)合梭羅的人生經(jīng)歷來看（從事不同的職業(yè)，足跡遍布美加兩國），他也一直試圖在瞬息萬變的生活中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更多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梭羅也渴望接觸多樣的生命，他的訪客名單中除了摯友外，還包括黑人、印第安人甚至還有林中動物。在梭羅看來，與他們進行互動，不僅能增長見識，還能為思考人生提供新的契機。例如，在接待逃亡黑奴時，他從后者懇求的目光中讀出了懷疑乃至絕望：“啊，基督教徒，你會把我送回去嗎？”難能可貴的是，梭羅能夠摒棄時代偏見，主動了解并幫助這些被邊緣化的他者，最終與弱勢群體感同身受，形成共鳴。

　　實踐性是梭羅弘揚流動與差異的必要維度。美國學者帕克指出，“超驗主義始終難以跨越信念與行動之間的鴻溝。”但顯然，梭羅以行動貫徹思想，成功地跨越了這道鴻溝。他再三強調(diào)自己去瓦爾登湖是為了實踐他的生活理念，在行動中重新激發(fā)生命的活力。他嘲笑那些“只有思想沒有行動的人”是“一種理性發(fā)達的百足蟲。”梭羅并非否定思想的力量，他只是不滿那些空想家們無所作為。對此，他巧妙地回應道：“樓閣應該造在空中，就是要把基礎(chǔ)放到它們的下面去。”既有實踐基礎(chǔ)，又不失思想高度，梭羅倡導的便是這樣一種生活的哲學，抑或說是哲學的生活。

　　在個人潛修和內(nèi)心經(jīng)營的基礎(chǔ)上，梭羅也向社會變革邁出了堅定的步伐。正如德勒茲等人所言，世上總“存在著連接、節(jié)段性、層和界域性之線，”然而，欲望持續(xù)生成、不可遏制，也導致了“逃逸線、解域和去層化的運動。”梭羅深諳此道，他知道“不管一個人走到哪里，人間的骯臟的機關(guān)總要跟他到哪里，伸出手來攫取他。”所以他要以實際行動——從“退隱山林”到協(xié)助黑奴，拒付稅款，發(fā)表演說——來“喚醒鄰人”，進而反抗權(quán)力機制的捕獲和轄域。盡管一度遭到了國家機器的控制（1846 年7 月因長期抗稅而被捕入獄），但梭羅從未削弱自己抗爭到底的決心。這位“游牧民”以世界作為他的草原，在游走流動中尋找突破點，并通過思想和行動的融合釋放革命性能量。

　　結(jié)語

　　對梭羅而言，不論是瓦爾登湖，還是康科德鎮(zhèn)，它們都只是他有限生命歷程上的一點。為實現(xiàn)“個體生活的圓滿”，他從一點游離到另一點，在多元與流動中把握生命的脈搏。因此，當梭羅在自然與社會之間游走，在科學與人文之間往來時，他恰恰是在體驗一種飽滿充實的生活。他口中的“雙重人格”其實表征著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呈現(xiàn)出一條動態(tài)生成的軌跡。同時，面對國家機器的編碼與轄域，梭羅也毫不退讓，他以自身的“精神分裂”來反抗令人分裂的社會：在瓦爾登湖區(qū)中不斷游走，拒絕外界的管束，盡力擺脫被轄域化的命運；呼喚多元與差異，既向往多元的生活，也渴望接觸多樣的生命，從而在與他者的遭遇中親歷生成；具有極強的實踐意識，在身體力行中親近自然，提升自我，參與社會。終其一生，“游牧民”梭羅在種種沖突與張力中“突破自己的限度”，在“從未漂泊過的牧場上自由地生活。”正是因為這份獨特的品質(zhì)，我們?nèi)阅茉诎儆嗄旰蟮慕裉炫c梭羅對話，產(chǎn)生共鳴，并在梭羅式的生活中發(fā)掘突破資本主義銅墻鐵壁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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