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黃湘

　　2023年春節(jié)期間，電視劇《狂飆》風靡一時。與以往同類影視作品不同，這部電視劇生動地呈現(xiàn)了黑惡勢力在保護傘的庇佑下的盤根錯節(jié)，揭示了掃黑除惡的艱巨性。

　　無獨有偶，在美國，政治、金融和娛樂界巨頭即使犯罪，也常常要么完全逍遙法外，要么以微不足道的懲罰逃脫。例如，金融大亨愛潑斯坦在數(shù)十年間多次強奸未成年少女，但當他在2006年首次面臨有可能服刑幾十年的聯(lián)邦指控時，他的豪華律師團隊迫使檢方給出認罪協(xié)議，僅僅要求他對低級別的州級指控認罪，判罰18個月且每天可以在監(jiān)獄外度過16個小時。直到十幾年后，由于媒體曝光引發(fā)強烈關注，愛潑斯坦才再度被捕，并面臨潛在的聯(lián)邦重罪指控，最終他在等待審訊的過程中在囚室內離奇死亡。

　　美國前總統(tǒng)特朗普更是逍遙法外的典型。在檢察官、法官、國會和其他調查機構發(fā)布的報告中，有不計其數(shù)的涉嫌他犯罪的信息。他的許多政治和商業(yè)伙伴，以及個人親信都被定罪入獄，但是迄今為止，他從未被指控犯罪。

　　為什么美國的黑惡勢力容易逍遙法外？美國有線電視（CNN）的高級法律分析師霍尼格（Eli Honig）在《碰不得：有權勢的人如何逃脫法網》（Untouchable: How Powerful People Get Away with It）一書中指出，原因不僅僅在于這些人擁有金錢、名聲和權力，而且在于他們知道如何玩弄司法體系于股掌之間。

　　在美國，檢察官號稱對每個案件一視同仁，適用相同的標準，但這并非事實。根據(jù)司法部正式頒布的《司法手冊》，如果案件涉及有權勢的政治家或知名公眾人物成為潛在被告，甚至只是作為證人，那么就需要司法部高層的內部審查和批準。這是因為此類人士會大張旗鼓地宣傳造勢，詆毀整個案件乃至檢察官個人。一個廣為關注的案件的失敗會破壞公眾對檢方和刑事司法系統(tǒng)的信心，這是日常工作中的長期良好表現(xiàn)所無法彌補的。但這也提高了對于有權勢的人的起訴標準，檢察官需要更多的證據(jù)，更多的確定性，以及更多層次的審查和批準，才會指控他們。

　　在2016年大選前，特朗普為了讓兩位據(jù)說曾經與他發(fā)生過性關系的女性保持沉默而支付了封口費。在這起案件中，檢方最終只起訴了付費的中間人，特朗普的律師科恩。司法部迫使檢察官從公開的法律文件中刪除了有關特朗普的關鍵信息，特朗普不僅避免了刑事指控，而且將政治損失降到最低。

　　美國最高級別的聯(lián)邦檢察官由總統(tǒng)任命，并由美國參議院確認，但絕大多數(shù)高級檢察官都是選舉產生的，包括44個州級總檢察長和數(shù)以千計的縣級檢察官。競選檢察官職位的候選人必須為選舉籌集資金。直截了當?shù)刭V賂一個檢察官是違法的，以競選捐款之名實現(xiàn)資金輸送則是完全合法 的。

　　從2010年開始，紐約南區(qū)的聯(lián)邦檢察官萬斯領導的團隊花了兩年時間調查特朗普的兒子小唐納德·特朗普和女兒伊萬卡在公寓銷售中的欺詐行為。結果特朗普派自己的長期律師卡索維茨與萬斯會面，會面之后，萬斯否決了下屬的意見，決定不對特朗普的子女提起訴訟。2012年9月，就在他決定撤訴幾周之后，萬斯接受了卡索維茨的一筆競選捐款，直到《紐約客》在2017年披露此事，萬斯才將這筆捐款歸還給卡索維茨。

　　有權勢的人不僅僅可以利用檢察官的軟肋，還可以享有“老板優(yōu)勢”，這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結構優(yōu)勢。黑幫、犯罪集團、腐敗公司和政治網絡都具有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一個刑事案件往往始于組織結構的底層，例如抓捕街頭的毒販，但檢方常常上溯到金字塔的某個層級就進入了死胡同，結局就是底層和中層參與者被起訴，但位居組織頂層的老板們不受任何影響。

　　作為家族遺產的繼承人，特朗普從其商人生涯的第一天開始，就處在商業(yè)帝國的頂端，從政的4年期間他也是作為總統(tǒng)雄踞美國政治體制的頂端。無論是在他的商業(yè)組織還是政治網絡中，都有許多僅僅比他低一到兩個層級的人被指控和定罪，包括他的集團公司首席財務官魏塞爾伯格、國家安全顧問弗林、白宮首席戰(zhàn)略師班農等，但是特朗普本人安然無恙。

　　以魏塞爾伯格為例，他和作為公司實體的特朗普商業(yè)集團一起，因為一項跨越了15年的稅務欺詐行為而被起訴和定罪。特朗普卻因為聲稱“不知情”躲過了指控，盡管這從常識來說是荒謬的。宣稱對下屬的行為一無所知，是金融和商業(yè)巨頭為自己辯護的常用方式。

　　二是含混指令。黑手黨大佬給下屬的殺人指令一般是“做必須做的事”，但律師可以在法庭上爭辯說，這句話的含義是“找對方談談”或“確認他是否合作”，而非命令下屬殺人。

　　2019年10月，特朗普的律師科恩承認自己為“通俄門”調查作證時秉承特朗普的旨意對國會撒謊?？贫髡f，在他去國會作證之前，特朗普把他叫去見了一面，當面對他說：“邁克爾，沒有俄羅斯，沒有勾結，沒有參與，沒有干涉。”這導致科恩在國會作證中說：“沒有俄羅斯，沒有勾結，沒有交易。”盡管他和特朗普都知道這是謊話。關鍵在于，特朗普從未直接要求科恩向國會撒謊，他只是通過自己的謊言模式和組織文化，向科恩傳遞了一個微妙但明確無誤的信息，也讓自己免于刑事責任。

　　三是為黨羽支付律師費。美國司法部曾經禁止涉嫌犯罪的公司為雇員支付律師費，因為這會增加雇員與檢方合作的難度。但是從2008年起，司法部宣稱一般不會懲罰那些為其雇員支付法律費用的公司。在重大案件中，很少有人能夠支付自己的律師費，而一旦他們依賴老板的錢，就很難作證指控老板。很多老板都使用這種策略來保護自己不被起訴。

　　在“通俄門”調查初期，特朗普的律師科恩被檢方調查，特朗普為他支付了170多萬美元的律師費。隨著調查的深入，科恩最終向檢方和國會提供了關于特朗普“通俄”的信息。特朗普隨即與科恩翻臉，不再履行支付律師費的合同，科恩只能自己處理另外的190萬美元律師費。很少有人能像科恩那樣具備一定財力，因此很難切斷與老板的財務關系，只能與老板合作。

　　四是證人悖論。在任何犯罪組織中，只有參與過罪行的人才能有效指證其他罪犯，但是這些污點證人很容易被打上騙子和惡人的標簽，往往很難讓陪審團相信他們的證詞。以科恩為例，他是一個被定罪的重罪犯，犯下了包括欺詐、作偽證在內的多項罪行。盡管他表示已經改過自新，急于作證指控特朗普，檢方的結論是，他的可信度已經嚴重受損，而且對特朗普具有強烈的個人仇恨，因此無法讓他成為合作證人。

　　除了檢察官的軟肋和“老板優(yōu)勢”之外，美國的陪審團制度也讓有權勢的人有隙可乘。定罪需要陪審團（刑事案件通常為12個人）的一致同意，只要有一個人堅持不同意就意味著無效審判。法官要求陪審員將個人信仰和感情放在一邊，僅僅根據(jù)事實和法律來決定一個案件，但這在現(xiàn)實中是難以做到的。陪審員也是人，必然會經受恐懼與焦慮的折磨。黑惡勢力知道如何利用陪審員的恐懼。審判是公開程序，對任何愿意參加的人開放。刑事被告的辯護團隊常常會安排一些兇神惡煞般的人坐在過道旁邊，靜靜地盯著路過的陪審員的臉。

　　在大型案件中，有可能成為陪審員的人士會被告知指控的大致內容，然后必須填寫一份書面調查問卷，包括如下問題：“本案中是否存在某些因素可以妨礙你成為一個公正的陪審員？”對于這個問題常常會有這樣的回答：“我太害怕了”或“我擔心他們會來找我”。作出這種回答的人士一般會被法官排除在陪審團人選之外，而這些人其實內心傾向于檢方，因為他們相信暴徒的存在并將其視為一種威脅。當他們被摒除在陪審團之外，有權勢的刑事被告從一開始就占據(jù)了優(yōu)勢。

　　在2021年1月特朗普的Twitter和Facebook賬號被封禁之前（這兩個賬號分別在2022年11月和2023年2月被解封），他在社交媒體上擁有眾多狂熱的追隨者和巨大的影響力。他發(fā)表的帖子可以成就或毀掉一個人的政治生涯、聲譽，乃至精神狀況。

　　2019年，在法院對特朗普的長期政治顧問斯通（Roger Stone）的審判過程中，特朗普的狂熱追隨者、陰謀論者、電臺主持人瓊斯（Alex Jones）無視法官關于不得泄露陪審員身份的警告，在節(jié)目中播放了一個他認為是陪審團成員的女士的名字和照片，稱她是反特朗普的“爪牙”。當斯通被定罪之后，特朗普在Twitter上攻擊此人是一個有污點的陪審員，要求追隨者“看看她的背景”。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的煽動足以毀掉一名陪審員，一名僅僅是履行了公共職責的普通平民的人生。而這還只是對斯通的審判，如果是對特朗普本人的審判，任何理性的陪審員都會擔心：如果我決定對他定罪，我會有什么后果？這個國家會發(fā)生什 么？

　　美國號稱法治國家，但總統(tǒng)可以凌駕于法律之上。首先，司法部被禁止起訴現(xiàn)任總統(tǒng)，因此，關于“通俄門”事件的穆勒調查報告（Mueller Report）對特朗普很不利，但沒有對他發(fā)起刑事指控。該報告宣稱：“雖然本報告沒有得出結論說，總統(tǒng)是在妨礙司法公正，但也沒有為他洗脫罪名。”由于司法部的政策，負責該報告的首席檢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r）并沒有考慮過他在兩年調查中積累的證據(jù)是否足以支持對特朗普的刑事指控，滿足于懸而不決的狀態(tài)。

　　自從1974年以來，美國法律承認總統(tǒng)具有行政特權，不過特朗普之前的每一位總統(tǒng)在具體案例中最終幾乎都放棄了對于行政特權的要求，轉而與檢察官或國會協(xié)商解決問題。但是，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將行政特權解釋為“絕對豁免權”，認為總統(tǒng)有權拒絕任何國會或檢查機構的信息要求，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而且總統(tǒng)可以命令行政部門的任何成員也這樣做。盡管特朗普從未在法庭上贏得關于行政特權的最終裁決，但僅僅通過高調宣揚，他就足以威懾下屬官員不敢出來作證。

　　總統(tǒng)的赦免權是特朗普的另一個武器。每當特朗普的某個親信有可能與檢方合作時，他就暗示未來的赦免。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弗林在承認向聯(lián)邦調查局撒謊后，一度與“通俄門”調查團隊達成了頗有成效的合作。但是接下來特朗普公開提到了赦免的可能性，其表達方式依然含混微妙但足以讓內部人心領神會：“我不想談關于對弗林的赦免，我們將看看會發(fā)生什么，讓我們來看看。”這使得弗林改變主意，放棄了與檢方的合作，直到特朗普在2020年11月赦免了他。

　　美國的黑惡勢力之所以容易逍遙法外，原因在于其司法體系存在嚴重漏洞，以及其社會結構使得有權勢的人掌握了過多的社會資源。中國未來的法治建設，值得引以為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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