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壽鈞

　　做電影這行， 最容易出名的是明星，哪怕只在一部熱映的影片中成功地塑造了一個主角，哪怕不像話劇演員那樣，能與觀眾直接交流，也會讓幾代觀眾記一輩子。其次是導演，但也要連續(xù)執(zhí)導出好幾部名片后，才會出名。其他的主創(chuàng)人員，包括編寫一劇之本的編劇，乃至曾掌握過影片生死大權的關鍵領導，難有幾位能讓觀眾認知的。觀眾買票看電影，他們只看到眼前所看到的，沒有義務也不太可能去一一顧及幕后的那么多因素。

　　不過，掌握影片生死大權的關鍵領導和影響影片質量的主創(chuàng)人員，不會因為出不了名而敷衍塞責，而有良知的從業(yè)者，也會心懷感恩，不會把功勞都歸為己有。由于種種原因，我們對那些雖不為觀眾所知卻又為中國電影作出過重大貢獻者的回顧、總結和紀念還有所欠缺。方禹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是他百年誕辰，我能見到的關于他的介紹文字少之又少，只找到《上海市志文學·藝術分志 電影卷（1978—2010）》中的一小段文字：“石方禹（19 2 5— 20 0 9）原名石美浩，福建人，生于印尼爪哇三寶壟。1946年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撰寫了《沈崇訪問記》，揭露美國兵強奸北大女學生的事件真相。1948年燕大畢業(yè)后任香港《文匯報》編輯，1949年后繼續(xù)從事新聞工作，發(fā)表著名的政治抒情長詩《和平的最強音》等。1952年轉入電影界，歷任上海電影劇本創(chuàng)作所編劇，上海電影制片廠文學部主任、副廠長等職，創(chuàng)作電影劇本《天羅地網(wǎng)》、《小足球隊》（與人合作）等，并寫有電影理論評論文章。1982年調任文化部電影局局長，任職期間注重端正電影創(chuàng)作的指導思想，貫徹‘雙百’方針，促進電影風格的多樣化，為中國新時期電影事業(yè)的繁榮發(fā)展作出了貢獻。1987年任中國電影家協(xié)會黨組書記、副主席，獲夏衍電影學會頒發(fā)的‘對電影文學作出貢獻’的榮譽證書，后受聘于中共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所屬五洲傳播中心任藝術總監(jiān)、上海國際文化影視公司藝術總監(jiān)。”

　　這近四百字的“ 條目” ，言簡意賅，但如果細細掰開來，他是值得后人閱讀的一本“大書”。由于他當上領導后嚴格要求自己，不允許別人宣傳他，更從不自我炒作，在離開這個世界時，還關照家屬“喪事從簡”，只愿悄然而去，所以在他生前的八十四年以及離世后的十六年中，留下的有關文字極少。但這些年來，我總認為，他值得大家多了解一些。

　　在我看來，說方禹同志“為中國新時期電影事業(yè)的繁榮發(fā)展作出了貢獻”是不夠的，他是作出了“突出貢獻”的。實事求是地說，中國的這段電影史很難繞開他。

　　他在上影當文學副廠長兼文學部主任那幾年，就是徐桑楚廠長、丁一書記的得力助手。上影一年要拍十幾部電影，那些劇本都是他從選擇題材到扶植上馬，一手負責到底的。當時的劇本往往要“三保一”，幾十上百個劇本他輪番審讀，還要作出抉擇，選出后又要一稿一稿地提意見，精心加以扶植，因而文學部送往廠藝委會討論審定的劇本，大都能順利通過、投入拍攝。那時的上影廠，不愁沒有好劇本。老中青三代導演都喜歡到文學部來，挑選自己心儀的劇本，他們有了什么想法，或自己寫成了劇本，也喜歡到文學部來，與編劇、編輯們一起商量。在這期間，上影投拍的《祖國啊！母親》《青春》《大刀記》《東港諜影》《失去記憶的人》《特殊任務》《于無聲處》《從奴隸到將軍》《傲蕾·一蘭》《她倆和他倆》《曙光》《苦惱人的笑》《??！搖籃》《廬山戀》《珊瑚島上的死光》《巴山夜雨》《等到滿山紅葉時》《天山傳奇》《藍色檔案》《好事多磨》《白蓮花》《陳毅市長》《七月流火》《喜盈門》《南昌起義》《小街》《楚天風云》《阿Q正傳》《牧馬人》《泉水叮咚》《城南舊事》等影片，既獲得無數(shù)獎項又為觀眾喜聞樂見，其一劇之本，都是上影文學部提供的。

　　讓我深為感動的是，特殊年代后期，慢慢開始恢復創(chuàng)作時，石方禹就以編劇的身份接受指派，與《年青的一代》的原作者陳耕一起改編劇本，重拍此片。而特殊年代一結束，他被提拔為領導，主管劇本相關工作，上影投產的眾多劇本，他都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可他從不去占編劇的功勞。這是為當時在文學部工作的編劇、編輯們以及外來作者們所公認并口服心服的。

　　當時的上影文學部，在方禹同志的領導下，發(fā)揮了那么大的功能，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績，為全國各電影廠所頌揚和羨慕，與方禹同志平等待人、善于團結一切力量且講究實效的為人為事不無關系。特殊年代后， 上影百廢待舉。方禹同志負責總領劇本相關工作后，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重建文學部。他對原海燕、天馬兩廠文學部愿意留下的人員，廠里從其他部門調來的人員，以及落實政策從社會上調來的人員照單全收。然后，將他們分成了南片、北片和上海本地三個編劇組，再加上接讀外稿組，他不分親疏，鼓勵大家努力工作，在考察實效后再加以調整。

　　好劇本是要靠發(fā)動群眾、有效的組稿網(wǎng)絡和工作方法去獲得的，當時的上影文學部，在方禹同志的領導下，既能發(fā)掘本廠劇本工作者和導演的潛力，又把組稿面覆蓋到全國各地，組來的“有希望的稿子”再大家一起“加工”“打鐵”，“希望”就容易變成“實果”。

　　人才也在實踐中不斷涌現(xiàn)。不但原海燕、天馬兩廠的老中青三代編劇都有佳作，就是新進文學部的斯民三、徐銀華、胡慧英三位年輕人，也都不斷寫出好作品。徐銀華原是海燕廠置景車間的青工，在特殊年代后期被調入文學部處理群眾來稿，之后，他獨自寫出了劇本《小街》，被方禹同志和導演楊延晉一眼看中，經(jīng)過精心扶植，成功拍成了在當時很有影響的影片。這種例子，在外來作者中更為多見，至今他們都會念念不忘地談起方禹同志的熱心培植。方禹同志的這一套“組合拳”，為新時期的上影文學部打下了良好堅實的基礎，上影的又一個輝煌期便是在這個基礎上重鑄的。

　　當時的上影領導有個優(yōu)良傳統(tǒng)，與群眾相處時，不喜歡稱他們的職務，似乎一叫什么“長”，就感覺與群眾產生了距離。從老廠長徐桑楚開始，他們的同輩人大多習慣地直呼其名，“桑楚”長、“桑楚”短地叫著，顯得彼此親切。石方禹也如此，在文學部內也少有人稱他“廠長”“主任”，我們這些比他小一輩的中青年人，不好意思直呼其名，就加上了“同志”兩字，“方禹同志”四字，就這樣被叫開的。方禹同志喜歡打撲克，中午休息時，總要來我們編劇組打上一個小時的大怪路子，趁這段不分彼此的時刻，他同時也把文學部的情況摸得一清二楚。

　　1982年，方禹同志被調往北京，文學部的編劇、編輯們自發(fā)地為他開歡送會，彼此都依依不舍，其場面我如今仍歷歷在目。在北京，方禹同志先任文化部電影局局長，后又任中國電影家協(xié)會黨組書記、副主席。那段時間，既是中國新時期電影的一個輝煌期，又是經(jīng)歷過一些風波的時期。作為那時中國電影界的主要領導，面對機遇時，他全力支持，助推中國電影重鑄輝煌，而在面對風浪時，又能經(jīng)受得住嚴峻考驗。我等只在上海工作的普通電影文學工作者雖不能所見其詳，也會略有所感，并有幾件耳聞目睹的事讓我至今難忘。

　　一是， 在方禹同志剛上任文化部電影局局長時，為了爭奪一個劇本的投拍權，有兩家電影廠把上影告到了文化部電影局。我恰是這個劇本的責任編輯，奉上影之命，作為被告方的代表，單槍匹馬地前往北京“受審”。去之前，上影領導讓我?guī)б环庥H筆信給方禹同志，實事求是地說明了此稿的來龍去脈。而當方禹同志看過此信后，他嚴肅地對我說，此事他得回避，別指望他有任何一點幫助，他已關照由別的領導來公正處理，讓我秉承上影的實事求是態(tài)度就好。最終我就是憑“實事求是”打贏了這場“官司”。

　　二是， 方禹同志雖來自上影，本人又是編劇，卻對上影拍出的影片要求特別嚴格，尤其在劇本上。有一次，他在講話中，講到有些影片題材雖好，卻拍得平庸時，就舉了上影廠的一部影片，并專門談到了劇本的問題。此劇本恰好又是我任責任編輯。我雖感到劇本基礎并未如他講得那么差，問題可能出在新手導演上，但也只能接受教訓，以后把劇本搞得更好些，在找導演的問題上，也要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見。可兩位外請編劇卻不服氣，他們背著我把原劇本寄給方禹局長，還寫了一封信，請他看過劇本后再作評判。方禹同志看過信后，一點也不生氣，還接著認真地看了劇本，把此事處理得很好。后來，其中的一位編劇調往北京的一家電影報社任主編，與方禹同志也成了忘年交。這兩位編劇后來又寫成了幾部好劇本，找對了導演，拍出了好片子。作為電影界的領導，一定要肚量大，嚴于親者，暖于疏者，如以自己的親疏劃“圈子”，聽不進不同意見，團結不了人才，是成不了大事的。

　　三是， 我發(fā)現(xiàn)方禹同志官當?shù)迷酱?，越是嚴格要求自己。他有事回上海出差，除了工作需要必須按?guī)定接受相關接待外，總喜歡住到我們文學部接待外請作者的招待所來，在文學部的食堂內買飯票用餐，從不接受額外的宴請。我們文學部的辦公處那時已搬到寫作樓的二層，有一次，我從窗口聽見樓下方禹同志在叫我，我便從窗口探出頭去問他有什么事？他說他忘了帶錢，問我是否方便借給他50元錢。我笑了，知道他煙癮犯了要去買包煙，便掏錢從窗口投給他。次日，他到我辦公室來還錢。我心中在想，這么一件小事，何必如此認真呢？但我不敢說。因為我記得，以前他在文學部當領導時，外請作者為了謝恩，在勝利完成劇本創(chuàng)作后送給他一瓶酒，結果遭到了他的批評。但我一直把這些“小事”記在心上。

　　四是， 方禹同志在大事上更是寸步不讓。吳貽弓和文蓉大姐曾幾次向我回憶過方禹同志是如何說服他們，讓吳貽弓出任上海市電影局局長的。最后是方禹同志親自上門來做文蓉大姐的工作，文蓉大姐懇切地對方禹同志說，貽弓好不容易拍成了幾部好片子，在導演藝術上日趨成熟，還是讓他再多拍幾部好片子吧，上影愿當官的人還是有的，讓他們去當吧。方禹同志卻回答說，我們的黨有自己的組織原則，愿當官的人不一定能當上，不愿當官的人組織上決定要讓你當，誰都得服從，我不也是這樣的嗎？他把話說到這份上，不僅吳貽弓只得服從，文蓉大姐也無話可說了。我與幾位老上影人曾議論過這個問題，我贊同這樣的看法：吳貽弓不當官，他肯定還會多拍成幾部好片子。但他更是一位能從大處著眼，為上海電影辦成大事的人。能在任內把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辦成，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沒有他的威望、魄力和超前思維，上海的這張“電影名片”，不可能如此超前刷新。他生前從內心所發(fā)出的“電影萬歲”以及他離世時所寫的“上海電影萬歲”，足以證明他已把自己融入整個電影事業(yè)之中了，他的思想和精神得到了升華。這也足以證明，方禹同志當時代表組織所作出的挑選和堅持是正確的。

　　五是，我對有關方禹同志的“條目”中新增添的在他“任職期間注重端正電影創(chuàng)作的指導思想，貫徹‘雙百’方針，促進電影風格的多樣，為中國新時期電影事業(yè)的繁榮發(fā)展作出了貢獻”這一小段評價感觸頗多。他在上影當領導具體負責劇本工作時，就從源頭上抓起，既要服務于觀眾的多元需求，考慮到電影廠的投入產出，又不無原則地去“慣著”觀眾和“票房”，在端正電影創(chuàng)作指導思想的基礎上，促進電影風格的多樣化，上影那幾年所產出的那么多的優(yōu)秀影片可以作證。他調往北京，承擔起更大的責任時，對這些原則性問題更加注重。我聽過他所作的幾次報告，都是從“端正電影創(chuàng)作的指導思想”談起的。這一時期，不但上影，而且全國的電影界都迎來了自己的輝煌期，方禹同志的“貢獻”不可小覷。“林子”大了，“鳥兒”多了，難免有不和諧的“叫”聲，對此，方禹同志除了承擔責任外，仍以“端正電影創(chuàng)作的指導思想”出發(fā)，就事論事，從未對誰一棍子打死過。我有位朋友曾對我說過他親眼所見方禹同志為此而受到有關方面嚴厲批評時的尷尬場景，讓我心疼。

　　小到一部好電影的誕生，大到一個電影輝煌期的重鑄，都不應只關注明星、導演等主創(chuàng)人員的功勞。在我看來，這也是我的切身體會，關鍵領導的決策往往起著關鍵作用，但他們常常只承擔責任，特殊貢獻未被足夠重視。似乎因為他們是“領導”，理應如此。其實，重視了，宣揚了，也有了他們中間的“明星”，對我國電影事業(yè)的發(fā)展和繁榮更為有利。

　　我國又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對如何作好電影創(chuàng)作和如何領導好電影創(chuàng)作會有新的要求。時代的步伐如此之快速，面對的局面又越來越復雜，電影這一行當?shù)念I導誰都很難當好。他們直面的是如何與時俱進的問題。但以往的人與事不會因過去了而消失，還會影響著當下并期望著未來。從優(yōu)秀的傳統(tǒng)出發(fā)，不會對當下和未來無益。

　　鑒于以上兩點，我虔誠地為方禹同志百年誕辰寫下這篇紀念文章。無論能否發(fā)表，我都會寫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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