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4年，有一位青年給胡適寫信投稿?？上?，胡適對他的小說不太欣賞，為此，還給他寫了一封情詞婉轉(zhuǎn)的退稿信。這封信寫得委婉動人，原信如下：

　　企霞兄：

　　謝謝你的信和文稿。

　　承你送一篇文章給《獨立》，我很感激。我總覺得你寫的文字不曾經(jīng)過“說老實話，說平常話”的訓練，使人讀了起unreal（不真實）的感覺，這篇《蓮花谷》也使我感覺你有點無病呻吟的做作?！丢毩ⅰ废虿坏俏膶W作品，我們只要一些清楚明白說平常話的好文字而已。送上《鄉(xiāng)音》、《新秀才》兩篇，可以代表我們要的文字?！缎滦悴拧芬黄且粋€今年考北大不取的貴州學生做的。你看了也許不能欣賞這一類的文字。但文字不從這一條路子入手，是不會做好的。至少我的偏見如此看。

　　適之廿三，九，十一〔1〕

　　胡適不太欣賞這位青年寫的小說，他推崇的是像《新秀才》這樣的文字，那么《新秀才》的作者到底是誰呢？這位沒考上北大的貴州學生，就是申壽生。

　　作為《獨立評論》雜志推出的小說家，申壽生似乎已被人遺忘，重新審視胡適與申壽生的人際交往，禁不住讓人感慨歷史的變幻莫測。

　　1934年，《獨立評論》的主編胡適收到一篇來稿——《試談專制問題》。這篇文章由胡適與蔣廷黻兩人的爭論展開，分別批評了蔣廷黻與胡適的觀點?？吹竭@篇文章之后，胡適非常欣賞他的文筆，覺得他有文字的天才，很快就給他刊登在新一期的《獨立評論》上。

　　這篇文章的作者申壽生，又名申尚賢。他當時是北大的一名旁聽生，兩次投考北大，皆因數(shù)學很差，與北大失之交臂。于是，就在北大附近的拉丁區(qū)租了房子做長久計。在《獨立評論》上看到胡適與蔣廷黻就民主與獨裁問題展開論戰(zhàn)之后，申壽生自己也有些想法，于是寫了篇文章投給了《獨立評論》，沒想到很快就發(fā)表了。

　　發(fā)表之后，初獲成功的申壽生很快又寫了一篇《作好作歹連拖帶打》的政論，此文批評中國的外交政策，胡適很快又給他發(fā)表了。兩次發(fā)表同一個青年人的文章之后，胡適對申壽生很感興趣，他邀請這位青年人有空去他家坐坐。兩人第一次見面是在胡適家中。1934年4月12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申尚賢來談，此人是一個廿三歲的少年，貴州人，在此預備進大學。他為《獨立》作了幾篇文字，我收了三篇，署名“壽生”。我看了他的第一篇文字，就知道他有文字的天才；上星期他又送一篇來，果大有進步。

　　今天我勸他寫稿子要寫的清楚，不可潦草。我對他說，程明道說：“吾作字時甚敬，非欲字好，即此是學。”此言甚有理。〔2〕

　　受到胡適鼓勵的申壽生，頻頻在《獨立評論》上發(fā)表政論文章。他的《文化單位論》，主張中國要充分的世界化與現(xiàn)代化，是支持胡適“充分世界化”的一篇重要文章。當時，胡適正在跟主張“本位文化”的十教授論戰(zhàn)，前者主張全盤西化，后者則主張要以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為本位，兩者爭得不可開交。申壽生從自己的個人經(jīng)歷出發(fā)，主張文化一體論，要充分吸收西方的現(xiàn)代化思想，在這一方面，他與胡適是高度一致的。

　　二

　　兩人除了因政論結(jié)緣之外，還有許多共同點。胡適對中國民間歌謠比較感興趣，曾組織北大歌謠研究會，而壽生也對民間歌謠有興趣，是北大歌謠研究會的會員。

　　1935年，胡適去廣西桂林等地演講，寫了一首山歌：“相思江上相思巖，相思巖上相思樹。三年結(jié)子不嫌遲，一夜相思使人瘦。”回到北平后，胡適特地將這首山歌給壽生看。因壽生成長的貴州鄉(xiāng)村距廣西較近，他對廣西的山歌比較熟悉。壽生看了之后，覺得胡適寫的這不太符合山歌的味道，遂提筆修改為：“相思江上相思巖，相思樹兒靠崖栽，她三年不結(jié)子不嫌遲，我一夜相思也難挨。”修改之后，壽生還特地將這首山歌唱給胡適聽，胡適聽了之后，覺得“確是哀婉好聽”。

　　歌謠之外，兩人的文學主張也比較一致，都主張寫實主義。壽生發(fā)表在《獨立評論》上的小說《新秀才》、《黑主宰》等等，都是根據(jù)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寫出來的，這些小說描寫貴州地區(qū)的黑暗與人民生活的困苦，具有非常強的批判性。對這樣的寫實小說，胡適非常稱賞。照例，《獨立評論》是不刊登小說的，但胡適卻為壽生破了例。在《獨立評論》編輯后記中胡適寫道：“壽生先生的小說《新秀才》，寫的是貴州的情形，據(jù)他說：‘這篇文章全是實情，只怕說的不夠，斷不會說過火。’”〔3〕

　　寫實主義的小說，不僅可以暴露社會的陰暗面，引起社會療救的注意，同時，這些小說也可以作為史料，為后世學者研究當時那個社會真實情形提供材料。胡適對《紅樓夢》的考證，對《儒林外史》的研究，很多時候，都建立在小說對社會現(xiàn)實的反映這一層面上。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胡適的文學觀。

　　三

　　上世紀三十年代，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緊逼，中國國內(nèi)形勢嚴峻。對此，很多人非常悲觀，覺得中國必敗。針對這種情況，申壽生寫了一篇《我們要有信心》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從多個方面論述了中國文化光輝燦爛的地方，與此同時，他認為日本文化善于模仿，但創(chuàng)造性不強，遠遜色于中國。對宋明理學，他更是推崇備至。胡適看到這篇文章之后，在1934年6月3日《獨立評論》第103號發(fā)表了《信心與反省》。在這篇文章中，胡適贊同壽生的“面對日本，我們要有信心”的觀點，但卻不贊成他的一些論據(jù)。針對壽生說日本文化善于模仿不善于創(chuàng)造的論調(diào)，胡適認為：日本善于模仿正是日本的大長處，所謂的創(chuàng)造，就是在全力以赴模仿過程中所產(chǎn)生的靈感，沒有全心全意地模仿人家的長處，就沒有所謂的創(chuàng)造。

　　此外，針對壽生對宋明理學的稱贊，胡適批評說：

　　即如壽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輝萬丈”的宋明理學，說起來也真正可憐！講了七八百年的理學，沒有一個理學圣賢起來指出裹小腳是不人道的野蠻行為，只見大家崇信“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的吃人禮教：請問那萬丈光輝究竟照耀到哪里去了？〔4〕

　　批評歸批評，對申壽生，胡適還是青睞有加的，雖在一些問題上有爭論，但他喜歡在《獨立評論》上發(fā)表文章的可愛青年。1935年1月2日，胡適回顧自己的1934年時，其中就寫道：“因編《獨立》，時時發(fā)現(xiàn)中國民族的可愛方面。……從投稿里，我時時發(fā)現(xiàn)可愛的純潔青年，這是三可愛。（去年發(fā)現(xiàn)一個薩小招，今年發(fā)現(xiàn)一個申壽生，都很可愛。）這也是我們這種‘無所為’的工作的報酬了。”〔5〕

　　這一時期，兩人交往非常密切，壽生經(jīng)常出入胡適家中，1935年5月12日，胡適日記寫道：“上午來客有申壽生、蔣明縑、孫洵侯等，討論到“文化”問題，爭論甚烈，甚有趣。”〔6〕

　　四

　　胡適與申壽生還有一場關于抗戰(zhàn)的爭論。從年齡角度來看，這場爭論似乎是理性的中年人跟感性的青年人的爭論。從愛國這一角度出發(fā)，他們都是愛國者，但所采取的具體方式迥然不同。

　　1935年，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施壓，華北地區(qū)的最高當局宋哲元、秦德純、蕭振瀛等人有了謀求脫離中央，造成華北自治的想法。當然，自治是假，日本帝國主義主導下的傀儡政權(quán)是真。華北一旦自治，恰成第二個“偽滿洲國”的局面，這也正是日本帝國主義逐步蠶食中國的一種策略。

　　在這種情形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黨的領導下，發(fā)動游行示威，反對華北自治，要求國民政府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對學生游行示威的要求，胡適充分理解。他在《為學生運動進一言》中寫道：“那一天的學生反對自治大請愿，雖然平、津各報都不許記載，卻是天下皆知的壯舉。天下人從此可以說，至少有幾千中國青年學生是明白表示不承認那所謂自治的傀儡丑戲的。”〔7〕

　　在肯定了學生游行示威的正當性之后，對學生運動，胡適也提出了自己的期望，他希望學生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游行示威。在他看來，學生頻頻向國民政府游行示威，很可能更加激化中日矛盾，造成誤國的不良后果。更何況，學生罷課，與敵無損，與己有害。文章最后，胡適寫道：“青年學生的基本責任到底還在平時努力發(fā)展自己的知識與能力。社會的進步是一點一滴的進步，國家的力量也靠這個那個人的力量。只有拼命培養(yǎng)個人的知識與能力是報國的真正準備工夫。”〔8〕

　　這里，胡適所提倡的，無疑還是“你要想有益于社會，最好的辦法莫如把你自己這塊鑄造成器”；唯有組成中國的一個個具體的個人強大了，國家才會強大。

　　申壽生看到胡適的這篇文章之后，非常悲憤，他非常不同意胡適的觀點，為此，他專門給胡適寫了一封抗議信，信中寫道：

　　先生知道《為學生運動進一言》在社會上之影響嗎？大學生多置而不看，中學生多看而心傷。……現(xiàn)在是有賣國的自由，無愛國的自由。“自治”可以請愿，可以登諸報章，而維護統(tǒng)一，卻受刀斫，大刀飛舞謂之和平勸導，這是輿論、是民意的一種表示嗎？……先生須知，凡這次參加游行的青年，他們都是深知游行罷課是不夠的。他們之一面罷課游行，一面進圖書館，是不得不如此的。難道可以犧牲一片國土，而不可犧牲幾天課堂生活嗎？這時罷課游行與戰(zhàn)時去賣命或埋頭實驗室，殊無兩樣。先生奈何不詳察事實，竟為奸人作前驅(qū)的“理論”呢？望先生此后言論有以慰國人！〔9〕

　　這一段話，最可以看出青年申壽生的愛國熱情。但，愛國僅僅靠熱情是靠不住的。戰(zhàn)爭，靠的絕不僅僅是熱情，而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器械與裝備。而科學的進步與發(fā)展，更有賴于青年學生在學校實驗室努力才行。當時，陳寅恪的觀點跟胡適非常一致。吳宓在日記寫道：“寅恪之意，蓋以勝敗系于科學技術與器械軍力，而民氣士氣所補實微。”

　　除此之外，由申壽生的這段話中，還可以看出，當時有不少人因胡適在當時的一些文章，都將他視作是漢奸。1933年的時候，瞿秋白在《出賣靈魂的秘訣》中寫道：“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

　　事實果真如此嗎？

　　一二·九學生運動中，學生游行示威的目的是反對華北自治。而在此之前，幫助國民政府維持華北地區(qū)向心力的，恰恰就是以胡適為首的大學教授。當時，為反對華北自治，在面對二十九軍將領時，胡適慷慨陳詞：只要在北平一天，就要做二十年的打算。若是北平失陷了，我們在后方任何一個地方搭茅棚也可講學。

　　胡適面對宋哲元、秦德純、蕭振瀛等華北地區(qū)最高行政首領時候的表現(xiàn)，馬相伯在他的《一日一談》中有形象生動地描述：

　　胡適之此次在北平，當該地長官邀集北平各大學教職員及地方教育界領袖商談國事時，某長官說，某國（指日本）交了一個名單給他，要他立即照單逮捕，并說這個名單一共有二十幾個人，皆是平、津教育界領袖，是反對該國的“嫌疑犯”。某長官的用意其實是在討好此次來開會的人，他說：“你看！我們?nèi)绾文茏鲞@樁事！”無非是對這些教育家一個警告，意思就是說：你們這些人要小心些。這件事立即引起胡適的憤怒，他聲色俱厲地答復道：“我們到你這來，就是準備使你們逮捕的，并且準備你們把我們送到某國司令部去！但是我們無論如何，要保國家的領土！”云云?！?0〕

　　對胡適的行為，馬相伯擊節(jié)贊嘆，他寫道：“就適之平時為人與其學養(yǎng)說，我也確實未嘗十分注意，然而這次一鳴驚人，使我老人復感覺周身熱血升騰，覺得中華民國前途還有希望。尚望適之本此精神努力奮斗，并希望平、津一班教育家均與適之戮力同心，共此艱苦，勿讓適之獨為君子！”〔11〕

　　這件事可以看出一個怒發(fā)沖冠的胡適之。謙和雅量、笑語迎人是胡適的標志。但在歷史的重大關口，他自有鐵骨錚錚的硬。只是，他的硬骨頭，面對的是宋哲元，面對的是背后的日本侵略者，絕不是青年學生。當申壽生等熱血沸騰的青年學生將他視為漢奸時，胡適的角色是極其尷尬的。在青年眼中，他是漢奸，而在日本侵略者眼中，他又是反日的急先鋒與嫌疑犯。

　　作為青年學生的代表申壽生，與胡適的這次論爭，體現(xiàn)出胡適在面對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青年學生時的尷尬角色。胡適就像是風箱里的老鼠，兩頭受氣。

　　注釋：

　　〔1〕《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56頁。

　　〔2〕〔5〕〔6〕《胡適日記全集》第七冊，聯(lián)經(jīng)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61、203頁。

　　〔3〕〔7〕〔8〕《胡適全集》第二十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412、414頁。

　　〔4〕《胡適全集》第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03頁。

　　〔9〕白吉庵：《胡適傳》，人民出版社1933年版，第372頁。

　　〔10〕〔11〕馬相伯口述：《一日一談》，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168頁。

　　林建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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