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家長在疫情期間普遍面臨托兒問題，那么讓鄰近的全職家長幫忙照看孩子如何？這是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且似乎很容易操作。

　　產(chǎn)生這一托兒想法之前，海倫·梅耶爾（Helen Mayer）是波士頓當?shù)氐囊幻髽I(yè)家。疫情暴發(fā)之初，她不得不關閉自己專注于服務高校的公司，加入數(shù)百萬被擠出勞動力市場的女性行列。一夜之間，她成了一對雙胞胎兒子的全職媽媽。

　　在尋找工作的過程中，26歲的梅耶爾為市面上缺乏負擔得起的優(yōu)質(zhì)托兒服務而感到沮喪。她說，看著自己的故事在全美各地的女性身上頻頻發(fā)生，她開始感到“非常生氣”。

　　梅耶爾用憤怒鞭策自己，做起了中介服務：截至2020年年底，通過對接有托兒需求的家庭及其鄰近的全職家長，她累計幫助了400個家庭找到托兒服務。她將這項產(chǎn)品命名為“Otter”（水獺，她母親最喜歡的動物），它很快就引起了投資者的巨大關注，這種服務在專注于兒童看護的初創(chuàng)公司中并不多見，在由女性創(chuàng)始人領導的初創(chuàng)公司中更是罕見。

　　在一群天使投資者給了梅耶爾3 0萬美元啟動資金后，以曾投資Facebook、A irbn b 等技術巨頭而著稱的安德森·霍洛維茨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向她投資了400多萬美元。2021年7月，紅杉資本也向她的企業(yè)注資 2300萬美元。今年，Otter擴張到兩個城市。

　　根據(jù)風險投資研究公司Pitch Book的數(shù)據(jù)，2021年，獲得風投融資的兒童看護技術公司共計吸引了約14億美元的投資，這一總額比此前4年的總和還要高出很多。這可能意味著家長們會有更多的選擇。

　　“很多人在第一次聽說Otter的時候會問， ‘等等，這之前沒有人做過嗎’，”梅耶爾說， “對我來說，這說明他們?yōu)镺tter的出現(xiàn)感到很興奮—Otter顯然讓人十分興奮。”

　　2019年，美國約18%的5歲以下兒童在寄宿中心獲得照顧，但更多家長一直靠親朋戚友和左鄰右舍來填補照顧孩子的空白。梅耶爾的服務理念并不十分新穎，但它很快就流行起來。

　　在新冠疫情暴發(fā)之前，美國的兒童看護行業(yè)就已深陷困境。托兒中心的利潤微薄，疫情給托兒服務行業(yè)帶來壓力，員工紛紛辭職，入學人數(shù)下降，托兒中心運營成本激增。

　　過去，參與交換托兒的家長都沒有得到報酬。但梅耶爾說，在她引入付費模式后，職場家長把孩子交給鄰近全職家長照顧的時間大幅增加。

　　在紐約，有關提供在家托兒服務的法律對于照顧3個及以上的孩子才開始生效。鑒于各州有關兒童看護的法規(guī)不盡相同，梅耶爾承認，Otter不是一項可以迅速在各個州推出的服務，因此公司“專注于向可以提供這種兒童看護服務的州擴張”。

　　Otter會引導用戶完成育兒風格測試，收集孩子的醫(yī)療信息，并掃描政府簽發(fā)的身份證件來驗證用戶的身份。梅耶爾說，一旦這些步驟完成，算法就會呈現(xiàn)潛在的匹配選擇，但所有最終的匹配都是由人工完成。Otter還與一家第三方公司合作，對所有家長做背景調(diào)查，并調(diào)查每一位家長家中的嬰兒防護措施。

　　紅杉資本合伙人杰斯·李（Jess L ee）表示，Otter平臺的目標之一，是減輕看護者應對各州監(jiān)管的壓力，減輕家長尋找、審查、面試和安排看護者的負擔。

　　“我面試保姆的時候，不知道該問對方些什么。”她說，“既然我們可以直接用手機叫輛 Uber，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很快在我家附近找到可信任的人幫我照看孩子呢？”

　　在Otter平臺上，每一位看護者都是承包人，可以自主決定每小時的服務價格。公司通過對家長之間的每筆交易收取服務傭金來賺錢，目前Otter的傭金比例為15%。

　　哈佛大學勞動經(jīng)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認為，Otter的妙處之一在于，它“激活”了一群新的工作者—全職家長，大多數(shù)是母親—讓她們意識到平常所做的無償且被低估的看護工作的價值。她指出，像 Otter這樣的公司可能也會像Rover.com或Etsy 那樣擴大勞動隊伍。在Rover.com上，人們可以預約附近的寵物保姆；在Etsy平臺上，獨立藝術家和手工藝者可以銷售他們創(chuàng)作的產(chǎn)品。

　　但是，Caring Across Generations組織倡導負責人妮可·喬維奇（Nicole Jorwic）稱，將共享經(jīng)濟模式應用于托兒行業(yè)有“過度簡化”行業(yè)問題的風險，且可能進一步破壞行業(yè)穩(wěn)定，因為長期以來，從業(yè)者只能拿到貧困水平工資，且沒什么職業(yè)發(fā)展和成長的機會。該組織專注于推動政策干預修復托兒服務經(jīng)濟。

　　喬維奇在談到Otter時說，“這款應用程序的開發(fā)反映了人們對可及且負擔得起的優(yōu)質(zhì)托兒服務的迫切需求。但它的出現(xiàn)并不意味著無需解決根本的系統(tǒng)性問題以及全方位兒童看護基礎設施的投資匱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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