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濤

　　袞袞群山俱入海，堂堂背水若重闉。

　　怒號懸瀑從天下，杰立蒼崖夾道陳。

　　晉宋至今堪屈指，東南如此登無人。

　　結廬作對吾何敢，聊向樵漁寄此身。

　　這是宋代學問家陳傅良寫仙巖梅雨潭的詩。

　　陳傅良是浙江瑞安塘下鎮(zhèn)人，在甌海仙巖梅雨潭邊創(chuàng)辦仙巖書院，講學授徒?，F(xiàn)在的仙巖積翠峰下還有重建于明代的陳傅良祠。仙巖與塘下是雞犬兩相聞的近鄰。一個人寫家鄉(xiāng)，寫身旁的物事，繞開情感中的親與切，直抒認知層面的高與闊，應該是隱喻著非同一般用意的。這首詩的前六句，在我讀來是作者的心境自況。而用作結詩的后兩句，是他的價值觀。他的人生取向不是構造學術的光明塔，而是燭照漁樵蒼生。

　　陳傅良是南宋時期的重要官員，官至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中書舍人是中央朝廷的核心機構中書省的職事官，執(zhí)掌草擬詔書文書，是皇帝的心腹近臣。原為虛職，宋神宗元豐改制后，執(zhí)掌實職，“分治六房（吏、戶、兵、禮、刑、工）隨房當制，事有失當及除授非其人，則論奏封還詞頭”。舍人一詞，始見于《周禮·地官》：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政謂用谷之政也，分其財守者，計用其用轂之數，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

　　秦漢時，舍人由財務官轉為政事官。太子、皇后、公主均設置舍人屬官。隋代設置起居舍人，記天子言行，唐代設置通事舍人，掌宮廷朝見引納。宋神宗元豐改制，中書舍人成為朝廷的要職。侍讀，陪侍皇帝讀書，或為皇子授課，這是很高的學術待遇，等同于皇帝的文化顧問。

　　陳傅良是一代大儒，是巨擘級人物?！端问?middot;儒林列傳》給他的學術定位，“傅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心稽于極而后已”。

　　另一位大儒，他的弟子，同入《儒林列傳》的葉適，這么描述從學時期陳傅良的風度，“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亦藉名陳氏。由是，其文擅于當世”。

　　陳傅良著述豐茂，行世之作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后傳》《左氏章指》等，這些著述在今天看來屬于冷僻枯燥的學術范疇，但在中國古代卻是顯學，不僅是精英的文化學，還是熱門的政治學，位于治國理政的核心地帶。從漢代開始，我們中國開辟創(chuàng)新了一條政治主航道，以儒家的智慧作為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是帝制時代了不起的制度創(chuàng)新。用現(xiàn)代的眼光去看，具有兩個層面的進步價值，一是在治國理政層面崇尚儒家學說，但不廢止道家、法家、黃老等其他學說在民間的研究和流布，允許學術上的百花齊放，在學術的相互比較中，使國人充分認識到儒家思想更有益于國家的長治久安。再是以制度化的政策結構局限了皇帝的一言堂。這種局限不是直臣上奏式的，而是成形了一種管理機制。這一項政治改革是由漢武帝親自主導出臺的，中國大歷史里把漢武帝稱為大帝，有一個基礎性的認知，就是尊敬這位皇帝把中國傳統(tǒng)文化融會貫通于中國政治。

　　漢武帝當年做了兩件很具體的事，都是深度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

　　選定儒家的五本核心著作《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確立為“五經”。由此，儒學被上升為國學。設立“五經博士”，五經博士相當于今天的院士，是國家級學術權威。

　　以儒學學說作為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理論研究是重要的，同樣重要的是在實踐層面得到充分應用。也就是說，用儒家學說治理國家，各級官員尤其是主官，要做儒學的行家里手。漢武帝當年最重要的一個決策，是改革官員的選拔方法，推出“察舉制”。察舉制是一種半推薦半考試制度，每個縣向郡（?。┩扑]讀書出眾的人才，政審標準也非常人性化，“敬長上、肅政教、順鄉(xiāng)里、出入不悖（無犯罪記錄）”?？な亟涍^嚴格考核后把人才推薦給太常（九卿之首，掌理國家意識形態(tài)，兼太學最高領導），“得授業(yè)如弟子”，在太學經過一年的集中學習之后考試，考試范圍就是“五經”。“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通識一經，即授官職。漢代的地方和中央均設置“文學掌故”職位，相當于辦公室文秘和地方志崗位，“其高第可以為郎中”，通識三經以上則被重用，可以分配到中央機關任職。“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這一期學員中五經皆通的學霸，由皇帝簽署表彰決定，使之聞名全國。后來的皇帝，把女兒賜嫁給狀元，是獎掖杰出人才的升級版。為預防郡縣官員在推薦人才過程中弄虛作假，這個政策還有嚴格的退出機制，“其不事學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一經都不通過的，不僅罷學籍，還要追究推薦人的責任。

　　“察舉制”到隋唐以后完善為“科舉制”，一直襲用至清朝末年，這項文化與政治兼容的“國考”制度，成為中國古代政府選拔官員的主要方法。

　　“國考”用書，也隨時代變遷而有針對性地調整和增加，以西漢時的“五經”為基礎，到東漢時是“七經”，增了《論語》和《孝經》，唐代是“十二經”，實際上只是增加了一部辭書《爾雅》，把《春秋》和《禮記》兩經進行了擴容。分別由一部擴為三部，《春秋》擴為《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禮記》擴為《周禮》《儀禮》《禮記》。唐代重視《春秋》和《禮記》，著眼點在于官員們到崗位之后的工作實際，《春秋》是史書，“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旨在以史明鑒，以古照今?！抖Y記》是規(guī)矩之書，“禮”的含義即是禮制規(guī)矩，由一本擴容為三本。“三禮”構成中國人的規(guī)矩大全，涵蓋著天地之間四季時序的規(guī)矩，朝廷上下的齒序規(guī)矩，社會各領域的架構規(guī)矩，宗族血緣以及婚喪嫁娶的倫理規(guī)矩。中國古代政府重視國家的規(guī)矩建設，下大力氣構建“禮儀之邦”“規(guī)矩之國”的文明內核。這樣的認知基于一種政治理念，官員的工作重心是督導國民遵守規(guī)矩，因而需要對各層面的規(guī)矩有充分的認知。如果官員們無視規(guī)矩或不知規(guī)矩為何物，會導致國家體系的失重與失衡。

　　到了宋代，又增加了《孟子》，至此而成我們今天講的儒家“十三經”。這十三部書是儒學思想的核心著作，還是宋代至清代的國考用書，古代官員的集體知識結構，是有清晰明確的價值取向的。這項以國考選拔官員的制度，使儒家的典籍著作，得到了完整性傳承，即便是元朝和清朝，由少數民族擔綱治國的時代，也沒有失傳或斷流。

　　從“察舉制”到“科舉制”，還有一個重要的閃光點，就是廢除了貴族制，底層老百姓可以通過讀書改變人生命運，給平民百姓帶來希望的亮光，是這項制度的現(xiàn)代價值所在。一個時代里，如果普通百姓沒有了希望感，失去了奔頭，這個時代就危險了。

　　繼漢武帝劉徹之后，漢宣帝劉詢又把這項制度向前推進了一步。由政治層面推向世俗生活，使儒家思想落地生根，進入中國人的日常。公元前51年（漢宣帝甘露三年），在長安未央宮的皇家圖書館石渠閣，召開了中國大歷史里首次“全國精神文明建設會議”，史稱“石渠閣會議”。

　　“石渠閣會議”的核心內容是由當年的二十三位大儒，具體講論《五經》異同，既規(guī)范《五經》的學術標準，同時從《五經》中找出基本原理，用以指導人們的日常行為。這次會議的規(guī)格非常高，由丞相主持，漢宣帝做學術判定。由漢宣帝做學術判定，擔任裁判長，是最高規(guī)格，但漢宣帝到會只是聽會，并不講話，大儒們據己所擅長，各抒己見。會期比較長，開了一個多月，大儒們充分講述自己的觀點和主張，最后形成154篇奏章《石渠議奏》。可惜此書已佚失，只是在唐代的《通典》中有部分收存。

　　公元79年，東漢時期仿照“石渠故事”又召開了一次會議，史稱“白虎觀會議”，從這次會議的成果《白虎通義》一書中，可以領略到石渠閣會議的基本梗概，既是學術研究的，但更多是以“五經”經典中的要義關照并指導人們的日常生活。比如中國古代的核心價值觀“仁義禮智信”，即出于此次會議。

　　自“石渠閣會議”以后，形成了一個官場傳統(tǒng)，官員們深究《五經》的核心內存及相關典籍要義，據此著書立說，以彰顯自己的政治認識地位。也就是說，古代官員之間，是以對儒學的研究深淺，較量水平高低的?！端问?middot;儒林列傳》中評價陳傅良，“傅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心稽于極而后已”。這樣的學術蓋棺論定，就是中國古代官場的政治水平定位。

　　陳傅良的代表著作，《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后傳》《左氏章指》，是對《詩經》《周禮》《春秋》《左傳》的研究心得，是文化學，同時也是古代政治學范疇的。

　　陳傅良出身寒微，九歲時父母雙逝，在祖母撫養(yǎng)下長大，年輕時在家鄉(xiāng)教授私塾，門人弟子眾多。中進士后入仕途，最初因剛直不阿屢屢受挫，居要職后仍特立獨行，不改初始?！端问贰酚涊d了他的三件事，兩次不奉詔，一次哭諫。

　　“而明年重明節(jié)，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于太學諸生皆為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

　　這一段文字的背后，隱著心酸的宮廷秘史以及奸邪小人的骯臟伎倆，還有陳傅良的大義凜然。

　　這個故事充滿了戲劇性，我先交代一下背景。宋高宗趙構在國家危難之際登基，于1138年定都臨安（杭州），成為南宋的首位皇帝。1162年禪位于養(yǎng)子趙昚，是為宋孝宗。1189年，趙昚效行養(yǎng)父宋高宗，禪位于皇太子趙惇，是為宋光宗。但宋光宗趙惇心胸狹窄，而且性格懦弱，又有一位權勢欲極旺盛的皇后，對已經禪位的太上皇頗多猜忌，時常以生病為借口不去請安。太上皇和皇帝之間生出嫌隙，致使朝綱不穩(wěn)。“重明節(jié)”是趙惇的生日，按宮廷律制，趙惇在自己生日這一天，必須去太上皇處感謝父恩，丞相以及群臣集體上諫，但趙惇仍稱疾不往，并且下旨擢升太監(jiān)陳源為內侍省總管。陳源人品惡劣，是兩君不和的主要挑撥者。

　　“傅良不草詞”，陳傅良不僅拒絕起草給陳源的任命詔書，并且上奏章，慷慨陳詞：

　　“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

　　宋光宗見到陳傅良的這番肺腑之言，有所醒悟，準備啟駕赴太上皇處，大臣們也興奮高興，趕緊朝列于殿上，做好了迎送出宮的儀仗準備，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又突發(fā)事變：

　　“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

　　宋光宗剛走到大殿的御屏就被皇后挽回，陳傅良上前拽扯光宗衣裾，遭到皇后厲言呵斥。情急之下，他在大殿放聲痛哭，皇后更加惱怒訓責，陳傅良憤而離殿?！端问?middot;儒林列傳》中的這段記載，將一位剛正老臣的形象鮮活生動地躍然紙上。

　　《宋史·宦者列傳》中對陳源的下場也做了交代，“以離間君親，乞行誅竄”逐出宮，“其后源等卒聽自便”，相當于削職為民。此外還有一句記載，讓人讀了則有五味雜陳之感，“億年（陳源的太監(jiān)同僚）養(yǎng)娼為別業(yè)，源在貶所與妓濫，俱與淫媟聞，人疑其非宦者云”。陳源原來是假太監(jiān)，被罷職逐出宮后，常年生活在一個妓院里。

　　我們中國的正史史書，司馬遷發(fā)明的“紀傳”體，有一個不太方便閱讀的寫作特點，分別記述人物和事件，《本紀》述帝王，《世家》述諸侯和特別貢獻者，《列傳》述大臣及各方代表人物，《書》（《漢書》之后改為《志》）述天文、地理及社會主要領域，《表》述歷史沿革序列。此外，還據史家的政治判斷，將重點領域人物類編入史，賢臣入《循吏傳》，惡臣入《酷吏傳》，奸臣入《佞幸傳》。皇后序列入《外戚世家》（《漢書》之后改為《外戚傳》）。漢代以儒學治國，特別設置《儒林列傳》，其他學派棄而不述，是《史記》及中國史書的重要漏項。這樣的體例設置，如果想了解一個人物，僅僅讀他的傳記是不夠的。凡入史的人物都是有重要影響的，涉及多個社會層面，比如重要的大臣，在自己的傳記之外，帝王的《本紀》中會有涉及，記述社會重要事件的《書》或《志》中也會涉及，還有與大臣關聯(lián)的人物，比如《陳傅良傳》中的上面這兩段引文，不讀《外戚傳》和《佞幸傳》，就不會明曉皇后和陳源這兩個人物。尤其是陳源的奸佞行徑，是陳傅良“不草詞”的主要動因。

　　陳傅良的另一次不奉詔事關大儒朱熹。

　　朱熹年長陳傅良七歲，是同時代的兩位大人物。慶元二年（1196年），朱熹被一位監(jiān)察御史（相當于今天的監(jiān)察干部）彈劾。這份彈劾羅織罪狀，捕風捉影，既斥朱熹為官不修，為學從偽，還進行人身攻擊。“又誘尼姑二人以為寵妾”“家婦不夫自孕”（朱熹長子于1191年卒，指兒媳婦夫亡自孕，意指朱熹扒灰）?！端问?middot;朱熹傳》是這么記載的：“二年，沈繼祖為監(jiān)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這一年，朱熹六十六歲，他看透官場蒼涼，身心俱已老邁，對這些骯臟不實指控超然物外，僅僅寫了一份《落職罷宮祠謝表》呈上，只謝罪，不申辯。“臣熹言：臣前任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該滿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月札子節(jié)文，臣寮論臣罪惡，乞賜睿斷，禠職罷祠。奉圣旨，依。”

　　陳傅良對此堅決不奉詔，不擬草詞，并且進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陳傅良大義直言：陛下您旨意下達后，舉朝驚愕，我不敢擬旨。

　　“難進易退”是陳傅良對朱熹的文化判斷。這句話出自《禮記·儒行》，魯哀公問孔子兩個問題，儒者的衣著有什么不同之處么？儒者的日常行為是什么樣子？

　　孔子的回稟中有一段話，“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媿。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孔子說，儒者的衣著如常人，舉止慎重，在大事上謙讓，給人倨傲之感。做小事守己，讓人覺著不實在。處理大問題如履薄冰，面對小問題一絲不茍，好像心中有愧。讓儒者主動給自己爭取點什么是犯難的，但放棄些什么比較容易。儒者的日常狀態(tài)，自謙如無能之輩，儒者大概就是這種樣子吧

　　在陳傅良心中，朱熹就是孔子定義的儒者風范。陳傅良的這個態(tài)度吃到了苦果，被列為朱熹一黨。“御史中丞謝深甫論陳傅良言不顧行，陳傅良遂出朝提舉興國宮。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秩是薪俸，削秩即削職。

　　四年后，1202年，陳傅良官復原職并獲任命“知泉州”，任命為泉州最高行政長官，但他此時早已風輕云淡，請辭不就?；实坌挠袗烹[，再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侍制，相當于授予一個終身教授的名譽身份。能讓皇帝加封這個榮譽，可以顯見陳傅良為人為官的高古與自潔。

　　“老僧耐得從頭問”，文章的這個標題引自陳傅良的另一首詩《登祝融峰喜霽》，錄全詩做此文虎尾：

　　仰止扶藜鬢發(fā)蒼，恰當風雨暗三湘。

　　為誰一闢天無際，及我重來日未央。

　　江過數州多曲折，山緣長畝半青黃。

　　老僧耐得從頭問，問到吳門竟渺茫。

　　【責任編輯傅煒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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