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達巔峰之后下山，從另一個山腳重新爬起，比一直停留在原處，更“風光無限”

　　今年，楊瀾整整50歲了。

　　按照儒家的理論，這該是一個隨遇而安，無為自然的年齡。

　　楊瀾不肯。生日當天，面對東方衛(wèi)視《中國老總》欄目組的鏡頭，她甩一甩頭，笑得昂揚，“生命是一份禮物，應該好好慶祝。”

　　50歲的她身形挺拔，對一切前沿的東西充滿好奇。過去幾年，她帶領團隊，走訪國內及美國、英國、日本等國的二十多座城市，采訪了三十多個頂尖實驗室及研究機構的八十多位行業(yè)專家，制作出紀錄片《探尋人工智能》。

　　她也是一個資深音樂節(jié)出品人，張北草原音樂節(jié)、滴水湖音樂節(jié)都是其公司旗下項目。

　　更早之前，她采訪過3位美國前總統，5位美國前國務卿，經歷過3次中國申奧。在時代發(fā)展的每一個節(jié)點上，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但對她而言，“最好的人生階段，永遠屬于下一個”，重新攀登比停留在山頂“更有活著的趣味”。做電視節(jié)目如是，做企業(yè)如是，做慈善亦如是。

　　“中國慈善文化的推手”這一標簽曾經在“巴比晚宴”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帶給她許多榮光，而現在，她轉過身，把目光投向教育，為中國教育資源匱乏的兒童，探索出一套可供復制、標準化的美育教育公益產品。

　　“教育的本質是喚醒。教育意味著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云推動另一朵云，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論著《什么是教育》中的一句話，讓她觸動。“既然我們把人的全面發(fā)展作為教育的一個目的，我們就會看到藝術教育在兒童情感培養(yǎng)和身心成長發(fā)展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50歲的她回顧童年對一個人的意義，認為衡量人的價值的標尺不是貧富，而是心靈豐富的程度。在她的成長基因里，她甚至認為，童年時那些最難以忘記的細節(jié)對自我的塑造，甚至比采訪過多少個總統、多少個億萬富翁更為重要。

　　這一認知成為她慈善事業(yè)的新起點。

　　對她而言，到達巔峰之后下山，從另一個山腳重新爬起，比一直停留在原處，更“風光無限”。

　　被慈善“吹動”

　　期待用公益美育教育產品“搖動”人的心靈的楊瀾，自己便是慈善的受益者。

　　1994年，事業(yè)如日中天的楊瀾不滿足于僅作為主持人的現狀，思索著如何跳出以往駕輕就熟的綜藝類節(jié)目，進行事業(yè)轉型。

　　是時，正大集團總裁謝國民給了她幫助。他告訴楊瀾，“一個節(jié)目沒有一個人重要。只要你考取一個好大學，我就資助你留學深造。”

　　楊瀾惶惑地問謝國民，“您需要我怎么回報您呢？是不是回來為您工作？”謝國民回答她：“我有一個基金，你不是我第一個贊助留學的年輕人，有好的前途，就是你們對我的回報。”

　　由此，楊瀾了解到慈善教育基金的存在，并得以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深造，開啟了人生另一個篇章。

　　美國成熟的慈善環(huán)境，讓她對慈善產生了嶄新的認知。當時包括楊瀾在內的中國留學生，大都是從個人職業(yè)提升的角度而選擇留學的。當班上一位同學告訴她，畢業(yè)以后要去非洲成立NGO做公益時，她才知道，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可以把公益作為職業(yè)追求。同時，作為教育機構，哥倫比亞大學每年都會籌款為學生提供獎學金，耳濡目染，她看到了慈善的力量。

　　稍有經濟能力之后，楊瀾便開始主動介入慈善。她第一個反饋的方向就是教育。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yè)后，通過校友回饋機制，她向學弟學妹捐贈獎學金。1997年自傳《憑海臨風》出版后，她把第一筆稿費30萬元捐給了希望工程。

　　從1997年到2005年，作為活躍于大眾視線的公眾人物，楊瀾支持和參與了一些公益項目。

　　1998年長江大水，吳征在亞視發(fā)起募捐活動，“成龍、梁朝偉等明星從家里拿來古董、物件拍賣，我倆也捐款數十萬元。”楊瀾回憶。這些善款交給了香港紅十字會，再通過其向內地分發(fā)。香港成熟的慈善運作給楊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楊瀾也曾接觸海外基金會，她曾受邀參加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的各種籌款活動。“讓我觸動的是，慈善在這里成了一種細水長流的生活方式，也是人與人之間連接的紐帶。很多校友都來參加，他們不僅僅是為了捐款，參加活動的每個人在精神和社交層面上都有收獲。”

　　楊瀾回憶那一階段，“當時，我對慈善活動的邀請基本上都接受，因為那是一件讓人愉快的事情。”作為曾經“被慈善吹動”的受助者，她竭力“回應”著慈善，身兼數職，先后擔任環(huán)保大使、中華慈善總會慈善大使、全國義務獻血形象大使、綠色大使、宋慶齡基金會理事等。

　　影響有影響力的人

　　“搖動另一棵樹”的方式，不止于一對一的捐贈，理念的傳遞與推廣，更能“聚樹成林”。

　　與慈善機構的工作人員長年接觸后，楊瀾發(fā)現，雖然很多人相當善良、責任心強，但是“素質跟不上慈善事業(yè)真正的商業(yè)運作，金融知識非常缺乏”。她認為，慈善可以從“一時興起的善心”轉變?yōu)殚L期的、可持續(xù)的組織行為，從臨時性的捐贈變成長期的專業(yè)操作，于是開始思考慈善環(huán)境與制度建設方面的問題。

　　2003年，楊瀾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后交出的第一個提案就是《完善中國民間非營利性機構的生長環(huán)境》，建議政府鼓勵非營利性機構的成立，在法律程序上給予便利。減免稅收也是她呼吁的重點，她認為慈善機構應該從籌款中提取資金作為行政開支，財務審查制度也需要完善。此外，她曾多次在全國“兩會”上提交關于“慈善立法”和“建立慈善日”的提案。

　　2006年，楊瀾創(chuàng)辦的“香港陽光文化基金會”通過香港特區(qū)政府審批，基金會在北京設立辦事機構，關注點集中在改善教育和扶貧幫困兩個領域。

　　同時，打造中外慈善交流平臺，培訓公益人才，也成為陽光文化基金會的重心。

　　2006年，紅基會陽光文化專項基金和北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以及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下屬的豪瑟非營利組織研究中心合作，策劃發(fā)起了一項5年計劃（2007～2012），為中國的非營利機構培養(yǎng)骨干管理人才，先后有500多人參加了培訓。這極具遠見，從國內早期的慈善人才培訓來說，楊瀾“算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3年后，陽光文化基金會確定以“推動中國慈善公益文化發(fā)展”為新的戰(zhàn)略目標，意在推動中國慈善公益發(fā)展的支持性環(huán)境建設，開拓中國慈善家和潛在慈善家的視野，提升中國慈善機構的專業(yè)化和透明化。

　　在楊瀾看來，缺少戰(zhàn)略性規(guī)劃，是中國慈善家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更為理性的捐助行為，更為長遠的眼光和更有持續(xù)性的團隊建設與模式建設，是中國慈善家在目前這個歷史階段必須去探索的方向。”

　　2010年5月，陽光文化基金會與哥倫比亞大學合作，組織了第一次慈善家沙龍活動，紐約市文化事務咨詢委員會的專家和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與牛根生、馮侖、李亞鵬等國內多位慈善家共同探討如何讓慈善捐贈更有影響和效率，擁有商業(yè)背景的慈善家如何幫助慈善公益事業(yè)提高專業(yè)性和效率以及改善中國慈善公益基金會的法律環(huán)境等問題。

　　同年9月，蓋茨基金會聯合陽光文化基金會共同舉辦“巴比晚宴”。晚宴上，巴菲特提出“做慈善要趁早”“把企業(yè)管理經驗用到慈善當中”“慈善應更多讓受助人有平等的參與機會，而不是簡單地等待救濟”等理念；蓋茨則告訴企業(yè)家要“準備好犯錯誤，不要傲慢，要有謙卑的心去學習做慈善”……在中國企業(yè)家群體中引起巨大反響。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事后評價，“巴比晚宴”引發(fā)的媒體關注，是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來最密集的一次，讓中國慈善界接受了一次關于慈善理性的強刺激，使中國慈善家對于“慈善事業(yè)應該更加理性、更加專業(yè)”有了前所未有的共識。

　　從“巴比晚宴”始，楊瀾以其擅長的國際溝通、整合能力，聚合中外優(yōu)勢慈善資源，通過影響有影響力的人，持續(xù)推動中國慈善文化的發(fā)展，成為“中國慈善文化的推手”。

　　2011年3月，陽光文化基金會組織20余位全國“兩會”企業(yè)家代表、委員對慈善與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進行討論。同年11月，基金會組織8位中國慈善家在紐約與克林頓基金會、洛克菲勒家族、肯尼迪家族、巴菲特家族、斯拜爾家族、哥倫比亞大學主要資助人等進行交流，分享慈善經驗與心得。

　　2012年12月，陽光文化基金會與卡特中心合作，組織“合作伙伴關系：可持續(xù)的慈善公益模式”專題論壇，探討如何通過多方合作，打造可持續(xù)的慈善公益模式。

　　哪怕一塊泥巴

　　熟悉楊瀾慈善、公益之路的慈善公益界專家認為，楊瀾的可貴之處在于，不但富有前瞻性，不斷引領慈善理念在中國的延伸，而且深入一線踏踏實實地做教育創(chuàng)新實踐，務實精神難能可貴。

　　“愛的啟蒙”美育教學實踐項目便是經過21年慈善之路上的探索，楊瀾取得的最新公益成果。

　　長期的慈善運作經驗讓楊瀾意識到，首先要找到社會問題和社會需求，才能研發(fā)出好的公益產品。另外，她有一個很明確的想法，“做慈善不要一擁而上，不要做跟政府職能重合的部分，而要做跟政府角色有互補性的、我們有特長的事情。”

　　經過考察，她與基金會團隊把目光放在兒童美育上。“國家增加了教育經費在GDP中的比例，已經解決了很多農村孩子‘有學上’的問題，但是還不能充分解決‘上好學’的問題。”

　　楊瀾發(fā)現，兒童教育中存在兩個痛點：第一，傳統公立學校對音樂、美術等美育教育邊緣化，“即便很多條件優(yōu)越的公立學校，亦把孩子作為學科學習的小機器在培養(yǎng)，沒有把人的全面成長放在首要位置。”第二，教育資源嚴重不均衡。廣大偏遠地區(qū)，教材與教師的培訓相對滯后，大量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往往身兼數職，處于疲于奔命的狀態(tài)，缺少給孩子進行充分有效的美育教育的能力。

　　針對這兩個痛點，本著“做有效率和有效果的公益”這一理念，楊瀾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冊了北京陽光未來藝術教育基金會。創(chuàng)建之初，基金會即聚力策劃開發(fā)“愛的啟蒙”美育教學實踐項目，面向教育資源匱乏的兒童青少年群體，在打工子弟學校和鄉(xiāng)村學校開展多種形式的美育實踐活動。

　　項目明確以“受益學生改變”作為管理目標，從組織研發(fā)美育教學活動內容及項目管理規(guī)范系統的核心技術入手，開展“藝術教師種子發(fā)展計劃”，資助學校建立藝術教室，組織教學專家到學校指導教學活動方法，以建立示范學校的方式探索一套由公益組織動員社會資源創(chuàng)新學校美育實踐活動的實施方案。

　　“美育的作用絕不僅僅是教孩子會唱一首歌，或者會畫一張畫，或者是會拍一幅照片。”楊瀾希望，“愛的啟蒙”能夠讓孩子通過發(fā)現外部世界，包括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的美好，從而對自身的價值予以肯定。

　　去年，她與基金會團隊請中央美院的教授設計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我愛家園”活動：讓孩子們過暑假時，從家鄉(xiāng)帶上一泥土，裝在玻璃瓶子里，通過中央美術學院老師的指導，做成方的格子，然后拼成一幅中國地圖。

　　當所有的泥土黏在一起時，“孩子們發(fā)現，哦，原來我們家鄉(xiāng)的土比你們家鄉(xiāng)的土黃啊，我們家那個土比較黏啊……因而對自己家鄉(xiāng)的土在質感上有了一種認識，知道中國由這么多元的泥土、家鄉(xiāng)、鄉(xiāng)村、城市組成，每一個地方的泥土都非常有個性。”

　　基金會組織孩子們觀看過一部叫《尋夢環(huán)游記》的電影，以提升孩子們對于家族史的興趣，同時給他們介紹墨西哥女畫家弗里達·卡羅的經典作品，引導孩子們畫出自己家庭的生命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畫像，讓孩子們對家族歷史的傳承產生觀感和體會。

　　參加“愛的啟蒙”項目的孩子們，由鄉(xiāng)村來到北京、成都這樣的大都市，內心多多少少有些自卑，楊瀾和團隊不斷引導他們發(fā)現獨一無二的自我，鼓勵他們更加主動地發(fā)現生活中的美好和彌足珍貴的情感。

　　參加系列藝術活動后，不少孩子變得自信，開始正視自己的出身，“表演時會非常驕傲地說出自己家在什么省、什么縣、什么村、什么大隊”，這讓楊瀾十分驚喜。

　　“每個人都有潛質，都需要表達自己，哪怕一塊泥巴運用好了，也能產生美的表達。”在楊瀾看來，藝術從來不只是為藝術家或者有天賦的人所準備的，它對于每一個人都是心靈的陪伴。她認為，美育的目標實際上就是為了讓孩子擁有綜合的能力：觀察能力、感知能力、表達能力、想象能力、溝通能力、審美能力、創(chuàng)造能力。

　　截至目前，“愛的啟蒙”藝術教育示范項目已在北京、南京、成都、河北保定徐水區(qū)四地設立試驗基地，與86所學校達成合作，舉辦了184場藝術活動，直接受益學生超過6.4萬。

　　石頭上睡覺

　　與最初介入中國公益業(yè)時相比，楊瀾認為，現在的中國公益慈善事業(yè)正在逐步向著專業(yè)性、可持續(xù)性、參與性和可評估性的方向發(fā)展。她希望“愛的啟蒙”項目在產品的研發(fā)、實踐和不斷修正的過程中，能用匠心匠意來打造公益產品，并符合這一趨勢。

　　這行之不易。

　　教育成果的轉換需要一個漫長的周期，選擇投入兒童美育教育意味著要做好長期投入、長期耕耘的準備。同時，打造一套合格的兒童美育教育產品，還需要深入了解現行教育系統的問題之所在。

　　經調研，基金會發(fā)現，相比硬件設施建設，“教育技術與教學方法等軟實力部分，才是最亟待增強的薄弱環(huán)節(jié)。”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較強的教育管理和產品開發(fā)能力為支撐，亟需大量的資金投入。

　　但是顯然，選擇這條路，籌資并不容易，同時還要承擔各環(huán)節(jié)的探索風險。“總要有人去嘗試”，楊瀾下了決心，支持團隊不斷投入基礎教育的創(chuàng)新研發(fā)。

　　作為基金會唯一的一位“基礎捐贈者”，楊瀾一個人補足了在項目里不便支出但運營必需的人員開支。“有這樣一個務實又沉得住氣的后盾，我們每付出的一天，每走出的一步都很明確清晰，一點不盲從。”陽光未來藝術教育基金會秘書長段表示。

　　一個名叫武濤的孩子的故事，讓楊瀾知道自己做了正確的事。

　　武濤的家在北京郊外鐵道旁，隔半個小時，就會有火車鳴著長笛通過，留下一長串轟隆隆的回響，好一陣子才會散去。

　　武濤喜歡音樂，參加陽光少年藝術團時獲得輔導員艾敬贈送的一把吉他。這把珍貴的樂器一直陪伴著他度過了漫長而又貧窮的青春時光。16歲那年，武濤輟學打工離開了藝術團。半年之后，再次找到他時，有志愿者問他，“會不會現在彈吉他這件事沒用了？”他回答：“怎么會呢？因為會彈吉他，我每天工作完了，就會有很多朋友圍著我，他們喜歡聽我唱歌，這讓我有了自信。雖然我現在做洗碗工，將來我要做一個廚師，而且我肯定會做一個良心大廚。”

　　楊瀾從這個孩子身上獲得了鼓勵。“當一個孩子對美有了鑒賞能力，包括對自己有了信心的時候，也就有了一種愛的能力。無論他做什么工作，做的事情是否跟藝術有關系，他都能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幫助自己度過寂寞、難熬的歲月，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我覺得這就是藝術教育的意義。”

　　做慈善未必能夠帶來美譽。21年的慈善旅程中，楊瀾幾次遭受爭議。

　　對于各種猜測，楊瀾說：“還好，針對我的那些懷疑后來都有事實還了清白。不過這也讓我想到，當慈善界人士或機構遭受質疑的時候，與其讓當事人自己去辯解，不如通過第三方有公信力的監(jiān)督機制來調查。” 在她看來，公眾對名人慈善的質疑，雖然有時給當事人帶來委屈，但也會推進整個慈善體制的改革和慈善機構的自律。 “時間能夠證明很多事情。”她說。

　　因此，2016年3月16日上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表決通過慈善法草案，并宣布于2016年9月1日施行之時，楊瀾歡喜雀躍。

　　這于她不只意味著多年來奔走呼吁的夢想終得實現，也意味著某種程度上她結束了“石頭上睡覺”的日子。

　　“石頭上睡覺”的概念來自臺灣“云門舞集”現代舞團的創(chuàng)始人林懷民。楊瀾曾前后三次對他進行采訪，林懷民告訴她，為了演繹中華傳統文化的神韻，體驗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做過一個有趣的實驗：讓舞者們在河邊被水沖刷得光溜溜的大石頭上躺下來，放松身體，看誰先睡著。“你一定要完全放松身心，讓肌肉順應石頭的弧度，把石頭變成天底下最舒服的床。”林懷民說。

　　居然，舞者們做到了，他們先后安然入睡。

　　楊瀾認為，這也許是因為林懷民的催眠，而更大的一種可能是：他們真的累壞了！

　　而除了藝術家與生活之間常常猶如身體碰撞石頭般的相互“擰巴”，每個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遭遇過命運某種程度上“石頭上睡覺的詛咒”。比如做慈善的楊瀾。

　　“你沒法兒改變石頭，也不需要改變自己，你只需要找到兩者相適宜的角度。”她說。

　　人選石頭，石頭也選人。有跟石頭較勁的，時間久了竟也在上面睡出了人形，即合用了；也有隨遇而安的，一塊石頭不合用，再找下一塊便是。

　　“關鍵的是，當一個人決定離開床的舒適，去石頭上睡覺時，就已經擺脫了某種惰性，帶來許多種可能。有一天，一塊頑石上也會留下溫度。”

　　經歷不同的人生之后，在慈善領域，楊瀾已經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那塊“石頭”。

　　撰文/張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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