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34歲時就死去？王男栿對時間的觀念決定了她日后的很多選擇

　　王男栿：紀錄片導演，奧斯卡紀錄片評委

　　王男栿的微信簽名寫著“If I die young…”

　　她曾經一直覺得自己會在34歲時死去。那是她父親去世的年紀。那年她12歲，還不太懂死亡的意義，父親因腦溢血突然離世成為她生命中影響最大的事。

　　“如果到34歲就會死，那我每一天都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每一天、每一分鐘、每一秒都不能浪費。”

　　她33歲，定居美國，和美國丈夫生了可愛的兒子，做著自己喜歡的獨立紀錄片導演。她的經歷曾被簡短描述為“出生在農村，沒上過高中，也沒參加過高考，卻拿下了中國和美國的3個碩士學位。第一部作品便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兩部作品之后，獲邀成為奧斯卡紀錄片單元的評委”。

　　從小在農村生活，接觸到底層社會，讓王男栿在有機會拿起相機時，很自然地把目光放在了社會弱勢群體身上。她的第一部影片《海南之后》在圣丹斯國際電影節(jié)（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獨立制片電影節(jié)）首映，并入圍2017年奧斯卡的15部最佳紀錄片，但因為題材較為敏感，至今未能在國內上映。第二部影片《我是另一個你》有關流浪漢和精神病人，在美國西南偏南SXSW藝術節(jié)（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音樂電影藝術文化節(jié)）首映，拿下最佳女性紀錄片導演獎和評審團特別獎最佳敘事獎，于2018年6月在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上映。

　　2011年，王男栿辭掉大學教務處的穩(wěn)定工作只身前往美國時，從沒想過能有今天的成就。如果沒有留學，她覺得自己可能早已在原來朝九晚五的崗位上自殺了。如果沒有自考大學，沒有考研，那樣的人生于她而言可能更加無法想象。

　　她當然知道生命可以遠遠不止34年，但她對時間的觀念沒有改變。她希望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有不重復的經歷，體驗多彩的人生。

　　從奧斯卡入圍到評委

　　《中國慈善家》：2017年，《海南之后》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后來你又因此成為奧斯卡評委，能介紹一下過程嗎？

　　王男栿：其實不是這樣的，入圍和做評委這兩件事情沒有直接關系。在美國，一部片子送審奧斯卡有一定條件，比如要在美國上院線，要在紐約上映一星期，每天4場，在洛杉磯上映一星期，每天4場，而且要在幾月份之前播。送審之后，為了保證公正公平，會讓業(yè)內的很多人來評，可能有幾百人，從成千上萬部里慢慢選出15部入圍，5部提名，最后其中一部獲最佳紀錄片獎。

　　《海南之后》是我的第一部紀錄片。2013年發(fā)生了海南“校長開房案”，一位校長把學校里的小孩帶到賓館里對她們進行了性侵。我的片子是以這個為起點，講述案件從有爭論到后來發(fā)生的事情。

　　我有個朋友是奧斯卡評委，當時看了《海南之后》就一直鼓勵我，說這個片子很有潛力，一定要送審奧斯卡。那是我第一部片子，我并沒有很多期待，而且當時我已經開始做第二部片子《我是另一個你》，所以不太想做這些（送審奧斯卡），覺得希望渺茫，耗時、耗錢，包括要做300多個DVD發(fā)給評委看。但這個朋友鼓勵我一定要做，最后《海南之后》入圍2017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

　　至于做評委，也是后來這個朋友打電話給我說想推薦我做奧斯卡評委，我當時其實還沒想過這個事情，她就為我操心，我特別感激。

　　《中國慈善家》：成為奧斯卡評委具體需要哪些特質或條件？

　　王男栿：具體標準我也不是很清楚，但至少要有兩部片子上了院線，如果有兩名現(xiàn)任奧斯卡評委成員推薦，然后你又符合他們的標準就可以。

　　《中國慈善家》：知道受邀成為奧斯卡評委的時候什么感覺？

　　王男栿：它是一件好事，它的意義在于它是這個行業(yè)認可的象征，因為只有自己在這個行業(yè)有一定作為、做到一定成績才會被業(yè)界認為合格來做評委，這讓我對自己和對以后做片子，都有更多信心。

　　《中國慈善家》：第一部影片就獲得很大成就，可能會對你后面的作品從題材、風格上有一些影響？

　　王男栿：《海南之后》在美國上映之后，有人找到我說：“我有個人權的題材，你能不能來做這個片子？”我（會拒絕）說我正在做別的題材，或者說我對那個沒興趣。有一些人專業(yè)做揭露人權（問題）的片子，那是他們的職業(yè)，他們有很強的使命感。但對我而言，那不是我的職業(yè)或者使命，那就是我的一個作品。

　　今后我也不知道會繼續(xù)做什么題材，我對人的情感和思維很感興趣，對社會問題也很感興趣，大的方向是定了的。做紀錄片能夠帶我體驗不同的人生，看不同的世界，我希望我的每一部片子都不一樣，關注不同國家，不同群體，不同事件，如果是一樣的就沒意義了。

　　《中國慈善家》：最開始的兩部片子可以說都著眼于邊緣群體或者說某種意義上的弱勢群體。你怎么看待自己的這種選擇？

　　王男栿：可能跟我的經歷有關。我從小生長在農村，接觸了很多底層社會的人，自己的童年也比較苦，家里沒有錢，我要做一些比如去村子里各個角落撿破銅爛鐵賣、在大街小巷賣雞蛋這種城里孩子從來沒經歷過的事情。

　　包括我爸爸的去世我覺得跟醫(yī)療制度有關，如果看病不貴，讓他有條件去看病的話，就不會演變到那么惡劣的程度；我也對教育制度有很多想法，就覺得為什么要這么貴，為什么我們家沒有錢讓我上大學，教育制度如果能有改善的話，那就不至于讓窮人上不了大學。這些不滿造就了我后面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后來出國選擇新聞專業(yè)，我也是想將來要做這些（社會現(xiàn)象和問題的）報道。

　　我準備考研的時候，因為考英語專業(yè)的研究生必須學第二外語，我找了一個老師上課，每周去一兩晚學日語。我非常珍惜學習機會，就學得很好，跟日語老師也成為朋友，他也會帶我認識一些日本朋友。當時社會上對日本的仇視還比較嚴重，覺得日本跟我們有仇恨，日本人都是壞人。有人可能跟日本沒有任何關系，居然能夠如此仇恨，我覺得可能跟受的教育有關系。老師也會跟我講他對社會的一些看法，他告訴我：“希望你不管是聽到新聞，還是看到報紙、電視，你了解到的信息都不要一味地去相信，而是去思考為什么，是不是這樣。”這些經歷讓我后來再看社會時會帶有一些批判眼光和獨立思考。

　　《中國慈善家》：有人說反映社會現(xiàn)實甚至是黑暗面的片子比較容易獲獎，你怎么看這個觀點？

　　王男栿：這是很可笑、很愚昧的一個觀點，你讓說這種話的人去做一個反映黑暗面的片子看能不能獲獎？反映黑暗面和獲獎是沒有因果關系的，你去看一些獲獎的影片，包括文學作品，大多數確實體現(xiàn)了深刻的社會問題，也不叫黑暗，那是因為只有反映深刻的社會現(xiàn)實問題、有歷史價值的作品，才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所以這個邏輯關系錯了，你可以說獲獎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很深刻的題材，那這個現(xiàn)實問題不僅包括中國，還有美國、非洲、阿拉伯國家都一樣，因為揭露問題是藝術作品的價值所在。

　　是影片，也是生活

　　《中國慈善家》：在《我是另一個你》中，你對主人公迪倫的認識其實經歷了幾個階段，能具體說一下這個過程嗎？

　　王男栿：我最開始認識迪倫的時候跟他聊天，我以為他跟我一樣是在外旅游的年輕人，我以前在路上碰到過很多這樣的旅行者。迪倫談吐很有哲學性，表達能力很強，聊了幾個小時之后我發(fā)現(xiàn)他是流浪漢，因為他說他平時住大街，沒錢的時候吃路上的死松鼠。我覺得驚訝，因為跟我之前的判斷不一樣，我就決定拍攝，但當時我沒想過要把它變成一個作品，就是帶著相機在旅行途中作記錄。

　　拍的過程中碰到很多人，有的指責他，有的贊揚他，有的說“你怎么不去找工作？你不能一輩子這樣，你這是逃避現(xiàn)實”，有的說“你怎么這么勇敢？你在做我一直想做卻做不到的事情”。他們的態(tài)度讓我覺得很有趣，我覺得每個人對他的評判都是建立在自己的背景之上，戴著有色眼鏡去看的，我當時就想呈現(xiàn)他的生活狀態(tài)和別人對他的各種評判。

　　拍了十幾天之后，我漸漸發(fā)現(xiàn)他不是很感恩，比如他把別人給他的錢隨便花掉，別人給他的食物也扔掉，我就不是很喜歡，質問他，指責他。我們大吵了一架，然后結束了拍攝。那時候我就明白了，為什么他最開始吸引我，是因為他對自由的那種理解和我對自由的向往，但是隨著觀察他如何運用這種自由日久，我的感受變了。

　　兩年后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去到迪倫家鄉(xiāng)，通過迪倫聯(lián)系到他的家人，了解到他家人眼中的他，對他有了更全面的認識，理解他出身的環(huán)境是怎么造就他的。再后來了解到他的精神問題（精神分裂癥），別人認為是精神疾病，但他自己并不認為，我覺得他所做出的選擇變得更加可以理解了。這時候我才覺得，我可以把它做成一個片子。

　　《中國慈善家》：在你更加了解迪倫之后，總的來說你怎么看待他的選擇？

　　王男栿：評判迪倫的行為是勇敢的、魯莽的，還是不負責任的，這是片子不去做的。我覺得作為紀錄片導演可以有判斷，沒有判斷很難做一個片子，因為片子都是有主觀態(tài)度的，當你選擇哪個方向、哪個角度去拍，就已經代入了主觀態(tài)度。在《我是另一個你》中，我希望觀眾像我一樣，對他的認識也會經歷一個心路歷程，喜歡他也好，不喜歡他也好，在看片子的過程中能思考為什么自己會喜歡或者不喜歡他。他是一面鏡子，把你自己的內心照射出來。我覺得我做這個片子呈現(xiàn)的是我們去問自己，當我們評判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在評判什么。

　　《中國慈善家》：你什么時候意識到他是一面鏡子，能把你自己的內心照射出來？

　　王男栿：那次在大街上我對他批判之后，我們吵了一架，我就在反思，覺得我怎么也陷入其中，變成帶著偏見去看他的人了？這讓我覺得很有趣。

　　后來去到他家，他父母說出他的精神問題，我很長時間都很不愿意相信。我覺得我是一個比較叛逆的人，會做出跟常人，或者跟社會期待不一樣的事情，在中國的時候我也覺得社會對特立獨行的人不夠有容忍度，你做出一些與常人不同的選擇或者行為，在極端情況下會被認為有病，所以當時他家人說他精神有問題，我首先覺得肯定是因為他做出的決定和選擇讓家人不能接受，所以大家覺得他有精神病。這也是因為我的主觀偏見。

　　再后來，每當我把這個片子的故事講給身邊的朋友聽，就跟在大街上一樣，聽到他故事的人也會有不一樣的反應，所以這個就強化了我的想法。

　　《中國慈善家》：《我是另一個你》上映之后，觀眾的評價如何？是你預期的反應嗎？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王男栿：這個片子在美國放映后，在亞馬遜上有DVD發(fā)售，收到100多人留言，每個人的留言都非常詳細，還有人發(fā)郵件到這個片子的網站。很多人寫，我的爸爸就是這樣一個人，或者我男朋友就是這樣子的，我兒子就是這樣的，讓我看哭了，因為我突然意識到，我有多不了解他，我以前不理解他，現(xiàn)在終于理解了……

　　確實，像迪倫這樣的人在美國社會很普遍，不管是流浪漢也好，還是有精神問題，精神分裂，有雙重人格的人也好，這種人特別多。 讓我感觸最多的是這個片子能夠讓很多身邊有像迪倫這種親人或朋友的人看到之后，去反省自己對他們的認識。

　　我也把留言全部轉給迪倫看了，他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觀眾。他說，看到那些話后，他覺得自己的故事原來還是有一些作用的，很高興能讓大家有共鳴。他說他現(xiàn)在挺好的，已經戒酒了，別人給了他一輛商務車，他把它改裝成房車，開著它去旅游，他說他想把經歷寫下來，出一本書。

　　如果34歲時死去

　　《中國慈善家》：如果簡單看你的人生軌跡，大概可以描述為：出身農村，高中沒有畢業(yè)，自考大學，在上海念研究生然后留校，“裸辭”出國念書……你似乎始終有不甘于現(xiàn)實的一股勁兒，這股勁兒來自哪里？

　　王男栿：從小我的世界觀就是覺得人活著的意義在于不斷追求，不斷看更大的世界。

　　我父親本來考上了大學，但是因為有心臟病，體檢不過關，沒能錄取。他就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悲劇，空有許多夢想卻不能實現(xiàn)。因為他走不出去，所以非常重視對我的教育，一直告訴我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他曾經跟我媽說：“哪怕去北京上海討飯，都比現(xiàn)在好，因為那樣可以把孩子帶出去，讓他們看到外面的世界有多廣，而不是一輩子局限在一個小地方。”他的這種理念對我今后的追求產生很大影響。

　　《中國慈善家》：你的故事聽起來就像一個傳奇。從你自己的角度，你覺得自己一路走來順利嗎？有過哪些困難的時刻？

　　王男栿：回過頭想想很多時候很辛苦，因為沒能上大學，我有非常強的求知欲，非常羨慕上大學的同學，一直想上大學。我通過成人高考自考了江西師范大學，成人教育跟普通本科在同一個校園，但課程、老師、教材都是不一樣的。因為我對文學很感興趣，就去找了英美文學課的老師，問她我能不能坐在最后一排旁聽，老師同意了。

　　成人教育的文憑和統(tǒng)考大學的文憑非常不一樣，社會上也有很多歧視，唯一能改變的途徑就是再考研究生。下了課我追出去找老師，告訴她我想考英美文學專業(yè)的研究生，但是不知道怎么準備。她很驚訝，感覺我什么基礎都沒有就想考研究生，差得太遠了。她告訴我，把誰誰誰寫的四冊書、誰誰誰寫的八本書讀完，讀完你再考慮。

　　我就激動地去書店里買了那些書，后來才知道那些書是很多學校的研究生必考書目。因為沒有什么基礎，第一遍完全看不懂，又看第二遍、第三遍，可能每本書都看了至少五六遍。我那時候基本每天早上凌晨5點起床學習到夜里12點半，規(guī)定自己一個小時要看完20頁英文書，每天背300個新單詞，吃飯走路都在學習，不學完不許上廁所……就那樣考上了上海大學的研究生。

　　剛來美國的時候也挺苦的，因為我沒有任何媒體知識和經驗，在俄亥俄大學選課的時候，我的導師讓我上很多媒體史、攝影史、剪輯史這樣的基礎課程，但是我不甘心，我想學更多實踐性的東西，所以我又用以前的做法，寫信給攝影入門、剪輯入門這些實踐課的老師，說我想聽這個課，我為什么想聽，老師都很歡迎。

　　那一年我上的拿學分的課都跟歷史有關，所有實踐課基本都是找老師旁聽的，后來就一直延續(xù)，到紐約大學也是，我上的是新聞專業(yè)的課，同時又去找電影學院的課旁聽。所以假如說我選修了三門課，另外也會有三門課旁聽，比別人多一倍的作業(yè)，忙一倍。

　　《中國慈善家》：這些時刻是怎么熬過來的？

　　王男栿：我一直的信念就是吃苦也是一種很好的體驗，人生短暫，不同的體驗越多越好，如果一生都幸?？鞓?，會很單調也很無聊，這不是我想過的生活。就好像你把小孩子領到糖果店，里面有成千上萬種糖果，你給他100次機會讓他選擇，一般的人都不會選擇拿100個同樣的糖果，會挑100種不一樣的嘗試。這個道理其實放到人生中也是一樣的，只不過人生太長，有時候很多人因為瑣事麻木了，忘記了人生其實也是一種選擇，世界也提供了成千上萬種經歷的可能性，如果你一輩子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過同一種生活，沒有更多的思考和體驗，它的意義就不夠大，可惜了。考研的時候和剛來美國的時候，雖然很苦，但也很快樂，因為感覺自己每天都在變化，充滿了滿足感和成就感。

　　《中國慈善家》：你曾經說父親去世是對你人生影響最大、最深遠的一件事情。能回憶一下父親和你的關系及對你的影響嗎？

　　王男栿：我跟我父親一直都是最要好的朋友，無話不說，就連小學的時候暗戀哪個男孩子我都會告訴他。他很愛寫作，也會鼓勵我寫作，和我一起看書，也是他影響了我喜歡講故事的性格。

　　父親去世的時候才34歲，我12歲，弟弟8歲，整個家庭是崩潰狀態(tài)，還有很多債務沒有還，家里覺得高中3年、大學4年遙遙無期，不知道要用多少錢，又覺得女孩子不用讀那么多書，所以決定讓我讀中專。我記得我當初高出重點高中錄取線四五十分，（不能去讀高中）對我打擊非常大。

　　父親的去世也讓我覺得時間非常重要，人的一生非常短暫，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覺得我到34歲的時候也會死去。如果到34歲就會死，那我每一天都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能浪費。而且我總覺得我的人生是要替兩個人活著的，我自己的，還有我父親的。我的這種觀念決定了日后的很多選擇，包括不愿意做重復的事情，希望人生有更多的體驗，讓人生有價值、有意義。

　　撰文/謝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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